1 ）李昇校長
大導演李安的父親李昇是1949年隨著國民政府大遷徒到台灣的。
李昇是江西德安縣烏石村人，家裡開設「李恆裕」商行，是德安縣有名的商人。他早年在西洋學堂啟蒙，讀江西一中，繼而考入上海大夏大學。
抗戰時在四川就讀南京幹校，畢業後考取高等文官考試，擔任過江西省崇仁縣縣長，江西省民政廳專員等。由於他的家族是是地主、商人，共產黨來了會被鬥爭，李昇又有文官的背景，於是決定離家逃難。
1954年生在台灣的李安，取名就是為了紀念他的家鄉德安，和搭來台灣的貨船「永安號」。
剛到台灣的時候，李昇沒有工作，靠著朋友的介紹，到台灣的最南端屏東潮州中學擔任教務主任。他的個性寬厚平和，總是願意幫助受難的人。
這時正是白色恐怖的時代，一些本來只是利益或派系上的矛盾，卻有人狠毒到誣陷對方為「匪諜」，讓人百口莫辯，置人於死地。山東流亡學生案即是如此。
該案起因於國共內戰，導致上萬名山東中學生一路流亡，輾轉到上海，再流亡到廣州，透過山東同鄉的幫忙，搭船到澎湖。一路上帶領他們的正是山東煙台聯合中學校長張敏之。學生總是希望結束流亡，找到學校，繼續讀書。
想不到這時駐防澎湖的39師師長韓鳳儀因為缺乏兵源，竟想強迫學生入伍。張敏之起而反對，竟被韓鳳儀誣陷為「匪諜」，跟許多學生一起被逮捕槍決。其他學生被強迫入伍，人生自此改變。由於牽連八千多人，這是1949年遷台外省人之中最大政治案件。
張敏之被槍決後，他的妻子王培五帶著六個年幼的兒女，投靠親友，卻因親友怕政治牽連而到處碰壁。最後靠著優秀的英語能力，在屏東潮州鄉下一所中學找到教職。後來又經過李昇的介紹，到台南女中教書，因頗有名氣，再轉到台北建中。李昇個性寬厚包容，在台南一中時，也曾幫另一位好發政治議論的老師免於壓迫。
後來李昇轉到台東女中擔任校長，1957年再轉到花蓮師範學校擔任校長。他的同事回憶，那時台東、花蓮都算是「後山」，交通不便，沒人想去，花蓮師範可說是全台灣最破的師校。
校舍是木造的，樑腐柱裂，隨時有倒塌的危險，學生全部住校，卻沒有食堂，一間破禮堂兼食堂；操場更是借花崗山的公共集會場。李昇還開玩笑說：「只有靠天公照顧，來一場大颱風，把這些破房子都吹垮了，花師才有新建的希望。」
不料，1959年夏天，果然來了溫妮颱風，把舊房屋都吹倒了。他趕緊給教育部打報告要經費，把花蓮師範遷建到現在七星潭邊地址。
遷校過程中，他也吃了許多苦頭。原因在於他和縣長有私怨。這縣長在青年節致詞時開始下起大雨，他在講台上沒關係，學生在台下全身淋得濕透，李昇不忍心，上去叫縣長別再說了，別讓孩子淋雨。自此得罪大人物。建校公文送到縣長那裡，老是被刁難拖延。李昇只好發揮忍功，一再去求去磨，才終於把學校建起來。
李安曾說，花蓮八年，他受的是自由的美式教育，過了此生中最快樂的日子，只不知他的忍功定力，是否得自他父親的傳承？
李昇後來轉到台南二中任校長，再轉台南一中校長，直到退休，一生奉獻給教育。如果不是因為他有一個世界知名的導演兒子，他會和許多1949年來台灣的知識人一樣，在台灣這島嶼教書一輩子，「日久他鄉變故鄉」，靜靜的在退休的日子，每年收到學生祝福的卡片，走完他的人生。
李昇只是那年代的一個典型。
2 ）李仲生老師
當時來台灣的一百二十萬人之中，公務員、地方文官、知識份子、大學生等，約莫有三十幾萬人，其中不少原是大學老師、文人、作家，而當時台灣的高等學府只有台大、台中農業學校（後來的中興大學）、台南工業學校（後來的成功大學）等，這些學養俱佳的知識份子值此亂世，無處可去，只有高成低就，到台灣各地先謀取教職，求一個生存的工作再作打算。
台灣各地的師範學校、中學就成為了他們的去處。被台灣畫壇譽為「中國現代繪畫導師」的李仲生，即是最好的例子。
李仲生，1912年生，廣東仁化縣人，早年讀廣州美專、上海美專，愛好前衛藝術，1933留學日本大學藝術系西洋畫科，1937年畢業，期間曾在前衛美術研究所學習，入選被稱為「前衛中之前衛」的〈二科會第九室〉畫展，並參與〈黑色洋畫會〉的活動。在這裡他學習了日本前衛藝術美學教育「以精神傳精神」的方法，並不讓學生觀看作品，而是以強化學生的獨立思考、創造思維為主。抗戰期間，曾任教於重慶國立藝專，參與重慶的〈獨立美展〉（參與的畫家包括：丁關良、丁衍庸、林風眠、趙無極。朱德群等），及〈現代繪畫聯展〉。抗戰勝利後任教於杭州藝專。
1949年來台後，由於台灣沒有藝術專門學院，他只好轉而任教於台北二女中，平時則與黃榮燦、劉獅、朱德群等，合組一個〈美術研究班〉開班授課。不久，黃榮燦因匪諜案而被槍決，此事造成他很大的衝擊。原本前衛藝術以叛逆、創新、獨立為標榜，這是李仲生的藝術理念，但叛逆所形成對現狀的不滿，對理想的追求，卻讓他深深苦惱。他在一對一的教學方法下，教了幾個後來很著名的前衛藝術家，如蕭勤、夏陽、吳昊、霍剛、陳道明等，後來人稱台灣抽象藝術的〈八大響馬〉者。但他終究有感於台北政治環境的壓抑，而決定南下彰化女中教書。一教就是近三十年。
當時的台灣藝術界有兩大系統：一個是隨國民政府來台的傳統水墨，如張大千、溥心畬、黃君璧等渡海三家等；一個是台灣日據時代以降的歐洲印象派傳統，李仲生的前衛藝術為台灣新一代的藝術家帶來新的視野，頗受學生的歡迎。他們聽說他去了彰化女中，竟主動要求上課。
李仲生不像一般畫家會讓學生去他的畫室一起上課，他反而約學生在彰化車站相見，一杯茶、一杯咖啡，一對一，聊一個下午，談創作觀念，歐美最新藝術風格，甚至談潛意識與創作等。
他深度了解每一個學生的才華與侷限，個別指導，從繪畫理念到人生哲學。他總是認為：當代藝術是一種觀念的叛逆與創新，唯有突破了思想，藝術才有新意。所以，他不希望學生受到他畫作的影響，而要有所獨創。
在彰化女中的期間，他默默創作，口袋總是帶著中學生那種極其便宜且舊舊的作業本，可以隨時拿出來畫草稿、素描。他總是告訴學生：創作是自然而然來臨的，不需要拿那種高級紙做好姿態，才叫繪畫。想到就畫，想畫在什麼地方都可以。
對彰化女中的學生來說，他像一個平凡無比的美術老師，讓學生自己畫素描，活在自己的創作裡。
多年後，李仲生舉辦畫展，名滿台灣時，那些從前的高中女生才驚呼：啊，那個看起來很平凡的老頭子，竟是台灣前衛藝術導師，而且他的徒弟，還是「八大響馬」哩！
3 ）呂佛庭老師
一九四九大遷徒，讓杭州藝專的老師，高成低就，成為一所女中的老師，寂寂於鄉間，創作一生。
這不只是李仲生，還有曾被張大千稱為「繼張大千之後，國畫第一人」的呂佛庭。
呂佛庭來台灣之後，也是到台中師範教書。他把這個培養小學老師為教育目標的校園，變成他的「道場」。
呂佛庭一心向佛，自號半僧，早年為了繪畫而遊歷各方。他曾為了繪畫長江萬里圖、長城萬里圖等長卷而閉關。但他對學生的關愛，是有目共睹，深受感念的。
1950年代，台灣窮人家的孩子最好的出路，就是去唸師範學校。這裡提供住宿、免學雜費，還發放一點零用金，唯一的條件只是畢業後要到小學教幾年書，算是盡了義務，但還是有薪水的。這些窮孩子只在鄉下種田，何曾見識過毛筆、水墨、國畫、水彩、油畫等？
可是，在那時的台中師範學校的美術老師，教水彩油畫膠彩的是林之助，教水墨國畫的是呂佛庭，都是一時之選。
杜忠誥本是一個彰化鄉下佃農的孩子，就因為讀了台中師範，得識呂佛庭，得識書法之美，終成大書家。
而高木生也是窮人孩子，與呂佛庭學水墨繪畫，後來終有機會赴美學習藝術史，終成國際知名學者。
4 ）感念眾位老師
而我自己，高中讀台中一中，老師之中就有齊邦媛、齊治平、楊念慈（小說家）、楚卿、蔡仁厚（新儒家）等。
這些老師都是歷經抗戰、內戰的烽火，流離半生，渡海來台。在杏壇上，覓得一方淨土，就那樣安靜的生活下來。為台灣，為文化，傳下燈火。
我曾寫過《一九四九渡海傳燈人》一文（收在《暗夜傳燈人》一書中），刊登在報紙上。之後，就接獲了許多朋友、老師、同學的電話，彷彿每一個人的生命中，都曾出現過那樣的老師，特別在中學的階段。
那是人生中最需要指引，最需要熱情，最有理想的年代，我們何其有幸，遇見那被歷史的烽火鍛鍊出來的無數生命，他們歷經苦難而回歸平凡沈靜。
他們走入台灣社會的底層，尋找一方安靜的教席。在艱難的歲月中，互相扶持；在民間深深播種，為台灣傳承文化的血脈，文明的燈火。
是的，一九四九的苦難，讓台灣負擔起中國近代史的苦難，一百二十萬流離失所的人、心靈與生存的重荷，給台灣帶來戒嚴的時代、政治的壓抑、兩岸對峙的冷戰，但也帶給台灣另一種苦難的力量、記憶的力量，和文化的燈火。
一九四九年後，唐君毅曾寫下一文〈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談到文明因內戰而毀滅，流離，文化不再能依靠一個穩定的大地空間來承載，而是要靠流浪的人「靈根自植」。而這些流浪的人、流離的人，果然傳承文化的燈火，讓中華民族沒有花果飄零，而是落地生根，繁花盛開。
（本文選自《有溫度的台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