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旅高鄉親陳福雄博士
在德國，很多城市都有歌劇院，它是多元性演藝中心，例如法蘭克的老歌劇院，是十九世紀巴洛克式古建築，美輪美奐，共有四個演藝大廳，內部設施富麗堂皇，置身期間好像回到兩個世紀前的生活情景。它是戲劇、歌劇、和音樂愛好者以級上層人士業餘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這與我們早年日求三餐夜求一宿的生活需求不同。觀賞這些演出可說是一種身份與知識水平的表徵，故進入歌劇院或參加音樂會人士都像餐家喜宴一樣盛裝以赴，除自我莊重也表示對別人的敬意，日久習慣成自然。歌劇院一般設在城市中心地區，成為與市政廳、法院、大教堂及博物館齊名的地標。
在歌劇院最顯著的正門上方鏽刻著或鑲嵌著醒目的真、善、美（Demwahren Schonen Guten）三字古訊。德國對表演藝術的要求是求真、求善、求美，如同中國平劇是寓教於樂，教忠教孝的牧民工具一樣，又與佛教著名法師勸人『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的意涵相契合。由於媒體也負有教化職責，其行事同樣標榜真善美，要求報真報善報美以端正社會風氣，媒體自身也須自律，媒體與媒體之間在業績、廣告及新聞資源方面是站在競爭者的立場，但以意識型態之差異而互相攻擊者則甚少聽聞。雖然德國是先進的民主國家，若你認識德國夠深入的話便會發現他們政府的公權力特別大，人民的自由相對受到壓縮，事事講求原則與紀律，否則一個國家就無從發揮其戰鬥力。例如規定每戶每月都要繳交收視電視的廣告費（18歐元），這還不包括有線電視收視費，如此一來就減少廣告節目的干擾，再說營業加值稅19%，隨時都有望調漲，這在自由放任、選票至上的台灣社會可能無法接受，甚至會上街頭抗爭。
德國政府在劫富濟貧的功力也是很高明的，一方面獎勵創新與發明，免其所得稅，而對逃稅行為嚴懲不怠，台商逃稅被勒令停業者曾有所聞；一位當地建商巨鱷施耐德被控逃漏稅及詐欺逃亡半年後從馬來西亞引渡回國並治以重罪；而職業運動員、藝人、及醫生的稅率往往超過50%，以致許多德國富人不敢把太多資金存在本國銀行而寧願存入外國銀行，有些運動員把戶籍設在外國某些逃稅天堂如摩納哥、瑞士及傑西島等地，可享受低稅優待，但德國政府透過各種管道高價收買情資以獲得巨額存入外銀的黑戶名單，並予以清剿，弄得人人自危。例如網球明星葛拉芙及貝克，尤其對葛拉芙之懲處來禍及乃父，糾纏好久，重罰是必然之事，他的所得早已高得令人眼紅，且當稅吏聯袂前往其特大豪宅搜查時還縱放狼犬群示拒，經媒體廣泛報導後，事態變得嚴重，後來，葛拉芙嫁給美國球星阿格西後便遠離德國擺脫重稅負擔。德府會醫生的收入也特別留意，若醫生在健保公庫請款紀錄成長到某種程度時，不待明春綜合所得稅申報就已寄來補稅通知，限期繳納，效率非常高，使得許多醫生寧願轉業到稅率較低的瑞士或英國或選擇移民紐澳。
不過，德國對失業者、貧困人家甚至對外來難民都給予良好之照顧，難怪人民批評德國福利政策特別保護懶人，未見得完美。推而及之，德政府對媒體也有相當約束力，照理說，政府各項施政措施通常都在議會或國會殿堂經過執政黨及反對黨反覆諮商辯論形成共識得出結論後才付諸執行，也就是說該反對的都在議會中反對過了，無須媒體在背後作反面解釋，煽動群眾情緒，把人民意識型態逼到內戰邊緣，極不尋常，今日藍綠嚴重撕裂無法和諧相容，媒體要負重大責任，這若在高度民主的美德兩國不可能發生，也不會被公權力所容忍。前已述及，媒體負有教化職責，要報真、報善、報美，本身沒有法律假期。眾所諸知，美國是最民主的國家，但其警察對待嫌犯甚至只是違規者往往無情地施以棍棒，相當粗暴及兇殘，若人膽敢無端地侮辱其國家元首，註定會被逮捕且判罪，可見我們是有法無治的國家。何謂治，執法是也。筆者反對警察用暴力對待人民，但我認為珍惜及維護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體制人人有責。
阿扁以三級貧戶之卑微出身，能夠脫穎而出完成政黨輪替，爬上人生最高地位，成為窮人翻身出頭天的最佳典範，曾令許多普羅大眾振奮不已，但他太不愛惜羽毛，做出如此驚人的大錯而淪為階下囚，實在很可惜，傷了支持者的心也損了黨的形象，這個故事如果是由某位作者的杜撰，我不禁要批評他，為何寫成這種結局？最近以色列前總統卡差夫因任內性侵其部屬，下台後被告發，本院以巨金抵罪但反悔，改判八年以上有期徒刑，阿扁及卡差夫的定讞落實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法治精神，這固然是司法史上的大事，對大陸政客更具有啟發與震撼作用，因為大陸的貪污情況比我們還嚴重，大官大貪、小官小貪，小貪治罪，大貪逃亡，將來民主深化之後，是國家領導人貪污也同樣會面臨與阿扁一樣的命運，台灣人民極富同情心，而此同情心每被政客加以巧妙利用，作為催票的籌碼，例如陳致中就將悲情發揮到淋漓盡致，終得最高票當選。但他在競選台上引領群眾，不斷以穢言侮辱國家元首，做了不良示範，也是不可取之行為。客家古諺有云：「興興打鐵，總有一擺火燒寮」，恐得不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