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發展和進步，離不開朝代的更替，而朝代更迭之前，勢必會先引來社會大亂，一個王朝肯定要有什麼不合民心，或者出現暴政，才會發生接下來的一切事情。
對於社會大亂，朝代更替的現象，晚清名臣曾國藩曾說了三大徵兆，而這三大徵兆，在他去世四十年後，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開始應驗；換言之，若有以下這三種預兆出現，說明社會正在走下坡路！
一、行善的不能受到褒揚，作惡的不能受到制止，社會道德急劇下滑。官員雖多，但不作為，忙於吃喝嫖賭，聚斂財富，使"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善惡本人兼而有之，好的社會制度能使壞人變；好，壞的社會制度卻把好人變壞。所以于右任說"化善而作貪，使學而為盜"，其實都是制度造成的。其中的"化"和"使"兩個動詞很生動地說明了官員普遍貪腐、社會道德敗壞原因。
二、百姓貧窮，物價飛漲，社會呈敗落之相。而老百姓為什麼會貧窮？是因為"國有金，吝不與人"，財富不往普通人手裡流動，國與民爭利。財產歸權貴私有。勞苦民眾雖竭盡勞作，所得不足以維持生計，兩極分化嚴重。殘民，掠民，擾民以自肥，最終也就只能民不聊生，由此種下了亡國惡因。
三、當問題到了極其嚴重的程度之後，偏偏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認，不痛不癢，莫名其妙地虛應一番，沒有人願意為這艘破船補補窟窿，卻權當沒有看見。
曾國藩的成功，在於他獨特的煉心術。他的一生，有兩個轉捩點。第一個轉捩點發生道光二十二年，那年他三十二歲，他將人生理想由升官發財改為學做聖賢，開始了長達半年的閉關修煉，實現了第一次脫胎換骨。經過長達十年的持續修煉，他在意志品質、學問本領、官位事業上超越了同時代的許多精英。第二個轉捩點發生在咸豐七年，那年他四十七歲，正在老家湖南湘鄉丁憂的他進行第二次長達半年的閉關修煉，實現了第二次脫胎換骨，他的內心世界上升到一個更高的境界，此後順利邁過了人生事業的瓶頸，開拓了一片更為廣闊的天地，最終超越了同時代的所有精英。
而是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的經濟發展，是蔣經國完成十大建設打下的基礎，但是從李登輝的黑金政治開始衰敗，到後面的陳水扁貪污舞弊，馬英九的無作為，蔡英文的朝綱大亂，使得臺灣的政經每況愈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加上執政黨忽視公平正義的配套措施所造成的結果，社會的不穩定，而反噬經濟成長的成果，這是在選舉壓力下所造成的錯誤政策方向。
民主國家需要的是長期穩定的發展，而靠政黨輪替短線操作是完全做不到的，像金融投資一樣，大起大落的操作方法並不是好方法。
而問題是中華民國台灣地區自從第七次修憲以後，立法委員選制改變，偏向兩黨政治，政黨競爭更形惡化，黨同伐異讓優秀人才怯於從政。試想當你有一半甚至更少的機會就可以執政，而且要推出能夠完全屬於自己的特色，又能讓多數人滿意的政策，並不容易時，怎麼辦？較簡單的方法就是阻礙對手的施政，讓政績無法顯現。於是議場內的抗爭或街頭抗爭等各種非理性的鬥爭就開始上演，汙名化解構對手的形象、掣肘其施政成為主要的戰術，也完全取代其他政策主張。在少數領導的體制及兩黨政治政黨惡性競爭之下，這種廉價的對人不對事，對執行細節而忽視大方向，見縫插針有針對性的挑剔和批判，加上政客用權力及利益掌控媒體，媒體有意或無意的推波助瀾，引領人民過度不當的期待，除了摧毀對手外，完全無助於公共事務的解決。
陳水扁的貪汙、後來的馬英九被汙名成無能，就是民進黨長期使用汙名化模式，及個人個性缺失下激盪出來的，以這樣的戰術，替下一次選舉做準備，他們的主要政策及執行方式從來沒有被完整的討論，在野黨也沒有提出對策，讓人民比較選擇，完全使用民粹及抗爭加以否定，以拖垮執政者為主要目標，忠誠反對黨只是一種夢幻，這樣的政黨競爭及選舉模式實非人民之福。許多觀念清晰差異不大的政策，只因各自得政治目的及利益，不思協調溝通而以分化汙名對抗取而代之，因而拖延多年，國家及人民永遠是最大的受害者。
經過幾次修憲下的中華民國「形式民主政治」體制下，權力幾乎集中在一人手中，監督機制完全虛設，這種形式民主卻是實質的集權，好壞完全操之於一人或極少數人之心，真讓人擔憂。世上沒有真正完美的人，每個人除了天生遺傳不同外，其成長過程、接受的教育、職業、政治、宗教文化背景也不盡相同，加上個人在知識或經驗的累積過程中也會有執著、偏好與盲點，形成獨有的個性，表現在政策的制訂及執行，就有可能會有主觀或本位的傾向，尤其在激烈的選舉中取得權力授權後，自我膨脹的傾向會更加明顯。
一人或一黨完全負責的說法，在目前只有政黨輪替可以選擇的制度下，聽起來非常刺耳，人民可以有多少個四年或八年可以等待？這純粹是既得利益的政治人物的騙術而已，人民卻永遠陷於相同的「政黨輪替」漩渦之中，體制有缺失、制度不完整及個人能力的限制，是間接民主的盲點。
公共事務千頭萬緒非常繁雜，以目前的憲政體制的缺失，有可能會因政黨全面執政，讓我們重返過去強人或集權的時代。加上人的不穩定性，想要讓大多數人滿意並不容易，為了降低少數執政的風險，為了國家長遠穩定的發展及人民福祉著想，突破性的改變是全民可以思考的方向，應該考慮的是人民要甚麼？而不是政治人物要給甚麼？先進的民主國家實際上也遇到了類似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