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發展和進步,離不開朝代的更替,而朝代更迭之前,勢必會先引來社會大亂,一個王朝肯定要有什麼不合民心,或者出現暴政,才會發生接下來的一切事情。
對於社會大亂,朝代更替的現象,晚清名臣曾國藩曾說了三大徵兆,而這三大徵兆,在他去世四十年後,在中華民國臺灣地區開始應驗;換言之,若有以下這三種預兆出現,說明社會正在走下坡路!
一、行善的不能受到褒揚,作惡的不能受到制止,社會道德急劇下滑。官員雖多,但不作為,忙於吃喝嫖賭,聚斂財富,使"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善惡本人兼而有之,好的社會制度能使壞人變;好,壞的社會制度卻把好人變壞。所以于右任說"化善而作貪,使學而為盜",其實都是制度造成的。其中的"化"和"使"兩個動詞很生動地說明了官員普遍貪腐、社會道德敗壞原因。
二、百姓貧窮,物價飛漲,社會呈敗落之相。而老百姓為什麼會貧窮?是因為"國有金,吝不與人",財富不往普通人手裡流動,國與民爭利。財產歸權貴私有。勞苦民眾雖竭盡勞作,所得不足以維持生計,兩極分化嚴重。殘民,掠民,擾民以自肥,最終也就只能民不聊生,由此種下了亡國惡因。
三、當問題到了極其嚴重的程度之後,偏偏凡事皆被合理化,一切均被默認,不痛不癢,莫名其妙地虛應一番,沒有人願意為這艘破船補補窟窿,卻權當沒有看見。
曾國藩的成功,在於他獨特的煉心術。他的一生,有兩個轉捩點。第一個轉捩點發生道光二十二年,那年他三十二歲,他將人生理想由升官發財改為學做聖賢,開始了長達半年的閉關修煉,實現了第一次脫胎換骨。經過長達十年的持續修煉,他在意志品質、學問本領、官位事業上超越了同時代的許多精英。第二個轉捩點發生在咸豐七年,那年他四十七歲,正在老家湖南湘鄉丁憂的他進行第二次長達半年的閉關修煉,實現了第二次脫胎換骨,他的內心世界上升到一個更高的境界,此後順利邁過了人生事業的瓶頸,開拓了一片更為廣闊的天地,最終超越了同時代的所有精英。
而是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的經濟發展,是蔣經國完成十大建設打下的基礎,但是從李登輝的黑金政治開始衰敗,到後面的陳水扁貪污舞弊,馬英九的無作為,蔡英文的朝綱大亂,使得臺灣的政經每況愈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加上執政黨忽視公平正義的配套措施所造成的結果,社會的不穩定,而反噬經濟成長的成果,這是在選舉壓力下所造成的錯誤政策方向。
民主國家需要的是長期穩定的發展,而靠政黨輪替短線操作是完全做不到的,像金融投資一樣,大起大落的操作方法並不是好方法。
而問題是中華民國台灣地區自從第七次修憲以後,立法委員選制改變,偏向兩黨政治,政黨競爭更形惡化,黨同伐異讓優秀人才怯於從政。試想當你有一半甚至更少的機會就可以執政,而且要推出能夠完全屬於自己的特色,又能讓多數人滿意的政策,並不容易時,怎麼辦?較簡單的方法就是阻礙對手的施政,讓政績無法顯現。於是議場內的抗爭或街頭抗爭等各種非理性的鬥爭就開始上演,汙名化解構對手的形象、掣肘其施政成為主要的戰術,也完全取代其他政策主張。在少數領導的體制及兩黨政治政黨惡性競爭之下,這種廉價的對人不對事,對執行細節而忽視大方向,見縫插針有針對性的挑剔和批判,加上政客用權力及利益掌控媒體,媒體有意或無意的推波助瀾,引領人民過度不當的期待,除了摧毀對手外,完全無助於公共事務的解決。
陳水扁的貪汙、後來的馬英九被汙名成無能,就是民進黨長期使用汙名化模式,及個人個性缺失下激盪出來的,以這樣的戰術,替下一次選舉做準備,他們的主要政策及執行方式從來沒有被完整的討論,在野黨也沒有提出對策,讓人民比較選擇,完全使用民粹及抗爭加以否定,以拖垮執政者為主要目標,忠誠反對黨只是一種夢幻,這樣的政黨競爭及選舉模式實非人民之福。許多觀念清晰差異不大的政策,只因各自得政治目的及利益,不思協調溝通而以分化汙名對抗取而代之,因而拖延多年,國家及人民永遠是最大的受害者。
經過幾次修憲下的中華民國「形式民主政治」體制下,權力幾乎集中在一人手中,監督機制完全虛設,這種形式民主卻是實質的集權,好壞完全操之於一人或極少數人之心,真讓人擔憂。世上沒有真正完美的人,每個人除了天生遺傳不同外,其成長過程、接受的教育、職業、政治、宗教文化背景也不盡相同,加上個人在知識或經驗的累積過程中也會有執著、偏好與盲點,形成獨有的個性,表現在政策的制訂及執行,就有可能會有主觀或本位的傾向,尤其在激烈的選舉中取得權力授權後,自我膨脹的傾向會更加明顯。
一人或一黨完全負責的說法,在目前只有政黨輪替可以選擇的制度下,聽起來非常刺耳,人民可以有多少個四年或八年可以等待?這純粹是既得利益的政治人物的騙術而已,人民卻永遠陷於相同的「政黨輪替」漩渦之中,體制有缺失、制度不完整及個人能力的限制,是間接民主的盲點。
公共事務千頭萬緒非常繁雜,以目前的憲政體制的缺失,有可能會因政黨全面執政,讓我們重返過去強人或集權的時代。加上人的不穩定性,想要讓大多數人滿意並不容易,為了降低少數執政的風險,為了國家長遠穩定的發展及人民福祉著想,突破性的改變是全民可以思考的方向,應該考慮的是人民要甚麼?而不是政治人物要給甚麼?先進的民主國家實際上也遇到了類似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