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年前的1982年1月11日，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就葉劍英的談話發表講話時指出：這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在國家實現統一的大前提下，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 一國兩制 ”並非為解決港澳提出的，而是為台灣問題量身定做的
“一國兩制”是鄧小平於1983年在接見一位來自美國的大學教授楊力耕時，在談到台灣問題時提出的。在隨後的港澳解決方案中因襲了這一說法。
雖然同樣是“ 一國兩制 ”，但港澳的“ 一國兩制 ”和台灣有本質的不同，港澳模式是“有條件統一”，而台灣模式是“有條件獨立”。港澳模式是在統一的前提下給予優惠條件，保證當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便利條件不變。台灣是在名義統一的前提下，黨政軍人才物均不予置問的實質性獨立，當然名義統一還是含有實質條件的，否則統一就毫無必要了。
這個實質條件就是不反華，所以在外交上必須部分地接受中央政府的節制。台灣模式明顯比所謂的聯邦制寬鬆，極其接近於實質的邦聯制（除了一個統一的名義以外）。台灣放棄反華政策，是兩岸民眾和整個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這是大陸政府和民眾所能接受的最低條件，不可能有任何討價還價的餘地，也是台灣方面所能得到的最高條件。
為什麼大陸一次就開出最低條件，而陷自己於“僵化”和毫無變通的境地呢？這要從當時的條件來看，1983年初，鄧小平從江蘇考察回北京後，曾經召集政治局常委開會，說是不要總是擔心戰爭、經濟建設該搞的還是要搞；1984年，二砲戰略部隊才開始戰鬥值班；1985年，開始百萬大裁軍，提出和平與發展是兩大主流趨勢。所以實際上，在提出對台方案時，中國政府還未完全走出戰爭恐怖的陰影，執行的還是“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軍事戰略，處於明顯的“等待挨打”的態勢之中。所以根本談不上做“奸商”，漫天要價著地還錢。
後來，大陸經濟有了長足的進展，軍事技術和力量也有了提高。現在大陸民眾中對原方案中的保留軍隊的條款，提出質疑和抨擊的佔相當的比例。實際上這一條款的存在，國防力量的不統一，對於中國周邊領土安全（如釣魚島）是極其不利的。但大陸政府仍然同意按原方案，而且表現出更大的善意（如新提出在“ 一國兩制 ”的前提下一切都可以談）。
這可能不完全是因為要守信譽，大概與美國加快了圍堵中國的步伐、大陸不希望台灣成為美日對抗中國的犧牲品有關。只要解決台灣問題，兩岸民眾不再為美日的戰略目標花血汗錢，至於釣魚島大概又是準備留待子孫後代去想辦法了。
台灣人為什麼反對“ 一國兩制 ”
台灣方面反對“一國兩制”，其實不可一概而論。兩制指的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台灣大概不可能放棄這兩者走第三條道路，實際上他們反對的是“一國”。
“ 一國兩制 ”中隱含的不反華條件和名義上的統一，對於台灣的政客來說，是一個近於致命的打擊。其效力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 台獨 ”將是非法，二是失去民主的號召力。使政客們可用政治資源喪失殆盡，撈取選票的便利方法將不復存在。
台灣政客口中的“ 獨立 ”，被解說成關乎台灣民眾的尊嚴、地位和面子，實際上它們之間並無必然聯繫，台灣“ 獨立 ”並不能給台灣人的社會地位以實質性變化。
對於民主而言，清除黑金政治是更具有實際意義的進步，然而對於這一點，台灣政客並無得力措施和強烈意願，非不能也是不為也。政客的民主形象主要是以反獨裁的言論來建立的，對於薩達姆不民主台灣民眾興趣有限，實際上台灣政客主要是依靠妖魔化共產黨來實現的，大躍進、文革是他們永遠都不肯放棄的有利話題，大陸走出文革讓他們感到由衷地失落，因為證據的效力會隨時間的流逝而急劇下降。
許多網友說台灣對大陸的認識停留在過去的時代，那不是台灣缺乏相關的信息而導致認識錯誤，而是因為大陸沒有產生更新更好的材料，說不定他們還為此著急呢，畢竟老調常談不是長久之計。若實現“ 一國兩制 ”，台灣政客既不能提升民眾的尊嚴又不能促進民主，可用政治資源喪失殆盡；要增進民眾的福利吧，又沒有一根點石成金的手指，在扶持工商界發展上還不如大陸有優勢。所以，對台灣政客來說，接受“ 一國兩制 ”屬於那種“一次事故足以致命”的事故，必須竭盡全力加以避免。
對於增進民眾的實際利益，台灣當局的招法非常有限，在大陸採取開放政策後，已經比不過大陸了。舉例而言，中華汽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裕隆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吳舜文苦心創立的汽車產業，要發展成與世界一流企業比肩，只有去大陸才有可能，不僅有低人工費等競爭優勢，甚至大陸可以免費劃給土地和給予相當的市場保護，而且這些與大陸民眾的利益並行不悖。國泰、新光要成為大都會那樣的大公司，也只有在大陸才有新的機會。
實際上，台灣地方太小市場有限，許多事業的發展和壯大都已經遭遇到無法克服的障礙；即便就個人的發展而言，與大陸經濟的緊密結合，有可能讓台灣所有的精英人士，在事業生涯中平均多升三級是沒有問題的。大陸市場前景廣闊以及所展示的發展機會，特別是大陸占主導地位的國有企業表現欠佳，而且根本改善的可能性不大，缺乏強有力的本地競爭者，機會就很容易變成現實，這一點就更加讓人眼紅，這也是台灣政客最心虛的地方。
拓展海外市場對台商而言，競爭優勢的確立只是成功的一個條件，在貿易保護主義氾濫的潮流之下，強有力的政府（剛好台灣當局不是而且也無希望變成地球村中的強勢政府） 、進行外交訛詐和不怕麻煩的馬拉松談判，更是商業成功不可或缺的條件。
台灣解決這一問題的手段，過去幾十年來，台灣是靠他的反共堡壘地位和參與遏制中國，所以在經濟上獲得了美國的大力扶持和善意保護。台灣民眾對美日的感受與大陸有非常大的差異，明顯與這一階段的經驗有關。
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是，1987年美國宣布台灣已經從受栽培的狀態下畢業，此後台灣就經常上美國超級301條款的黑名單。台商的競爭力上升到讓美國難以維持善意措施的地步，不過這時大陸的開放給了台商一個新的機會，截止目前在大陸對美順差（根據美方公佈的數據接近700億美圓）中，大約一半是台商通過轉移生產造成的，台灣因此實現對美順差許多根本沒有進入大陸，而是通過香港等地直接匯往台灣。大陸幾乎年年為此須與美方進行以相互經濟制裁相威脅的談判，其中一半的口水是為台商而“浪費”的，大陸佔著一個“大”字，所以談判的籌碼要多一些。
習慣成自然，時至今日，兩方面的善意都成了台商的既得利益，一樣都不想放棄。要維持這兩者著實不容易，首先對美國而言，已畢業的台灣是無法繼續獲得美國的善意的，除非有新的步驟讓美國重新認為值得繼續維持對台灣的保護。1999年美國在侵南戰爭後，實行戰略東移，台灣政客感到機會難得，跳出來率先“發難”，挑戰中國的根本利益和一貫立場，以迎合美國的口味，在美國政府和民間獲得了較為廣泛的稱道，應該說這一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這一點在台灣工商各界和精英階層是有相當共識的，這是“ 台獨 ”的民意基礎和台灣政客主張的代表性所在，也是台灣媒體妖魔化中共的原動力。
而維持大陸政府的支持是毫不費力的，由於大陸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在政府和民間都反對“兩國論”，不拿他們當外人看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不需要額外考慮和著力，事實上存在著一種“兩者可以得兼”的可能性。看來一個姑娘嫁兩家，在東家吃飯西家住宿也有可能性，對於職業商人而言，不存在貞潔和道德方面的問題。這是一種典型的商人投機（或稱冒險意識）心理，因為對付美國沒有投機成功的可能，所以只有反過來對大陸搞投機，如果大陸根據“ 兩國論 ”的基礎確立政策，去掉同胞認同，採取無情的經濟制裁手段，恐怕台灣精英階層也只好“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大”，“ 台獨 ”的民意基礎反而不存在，畢竟得罪大陸在經濟和政治方面機會成本要大得多。
也就是說，若大陸接受“ 兩國論 ”，“ 台獨 ”的民意基礎反而要近於消失了，因為向大陸搞投機也一樣成為不可能了，可惜大陸的大國政治原則，不容許中共去玩台灣經常設想的那種“過家家”的遊戲，否則一定加倍精彩。遏止投機心理的手段最後竟然和打擊鐵桿“ 台獨 ”是一樣，不承諾放棄武力，投機又不是死罪，投機商不滿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台獨 ”民意的反彈不難理解。
美國政客中竟然有人認為，台灣無須宣布“兩國論”已是“ 主權獨立國家 ”。他大概想不到不宣布效果就不會跟著來，台灣比大陸發達而美國對其入世要求低，良有以也。關鍵是此後需要仰仗山姆大叔的地方尚多，不擺一個姿態和搞一個大動作是不行的。看來美國人要想和中國人玩戰略遊戲確實是少了幾千年文韜武略的浸養，不過美國人也不是白痴，台灣要贏得“畢業”以前的有利地位不下猛藥是不行的。不過和大陸一較量，就顯然存在一個誰比誰高明多少的問題。而且下藥過猛業已傷及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共說“不收回兩國論就跟他鬥爭到底”也具有了道德上的合理性，從而站到了一個“得道多助”的有利地位。
這注定了“ 台獨 ”和“ 兩國論 ”的悲劇命運，這不僅由於它僅僅覆蓋少數人的利益，而且它還是一個片面的假定為前提的，即少數人的利益要想實現，必須以大陸硬吞下“ 兩國論 ”而且不採取反制措施為前提，否則將是失大於得。所以“ 台獨 ”民意基礎是極不可靠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也一樣出民意，而且是去掉了投機僥倖心理的真正的民意。相反如果有一天，中共採取經濟制裁的手段放棄武力，那就說明中共已經接受“ 兩國論 ”，“ 台獨 ”政客倒是可以彈冠相慶了，投機商人就徹底失敗了，“民意”將會遭到毀滅性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