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湖神聖而美麗。告別未名湖卻那樣淒慘和悲涼。“文革”期間的1968年底，在一個灰濛濛的早晨，北大38齋304室的八位考古班同學正在酣睡。 隔壁302室的王俠同學猛地推開門，對我們一揚手，說：“同學們，永別了！”砰地一聲把門關上了。 我們還沒有反應過來，王俠就這樣畢業分配走了。 沒有鮮花、沒有歡送、沒有畢業典禮，我們也是這樣灰溜溜地被甩到貧窮或邊遠省份的社會最底層。 一語成讖，後來，王俠曾任吉林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因病中年早逝，果然與同學們“永別了！”
徐州驚魂
1968年12月31日，年末的最後一天，我被分配到河南商丘8181部隊農場鍛煉。 記得從北京出發時，未婚妻韓霞（北師大女附中畢業，1963年考入北大生物系，因是六年制的理科，延至1970年才分配）陪我到前門大柵欄買了一件藍色絲棉襖，在北京站隨便吃了一碗北京燴餅，幫我擠上了南去的列車，便戀戀不捨地分手。 車到徐州停下來，我要在此轉車到河南商丘。 深冬季節，外面飄著雪花，候車室裡臭氣熏天，而且沒有立足之地。 許多人光著膀子睡在水泥地上，就像電影《武訓傳》中丐幫的場景。 半夜兩點多，終於聽到了西行列車到站的廣播，我和一大群旅客不顧一切地衝上了月臺。 滿載旅客的列車無法正常上下車，所有人都從視窗爬上去。 我在大串聯中練就了一身爬車技術，雙手托起玻璃窗，先把行李扔進去，再來一個單杠引體向上的動作，上半身鑽進窗戶後，右腿一跨就進去了。 可憐大部分旅客都無法上車，我看到夜幕中許許多多無奈的面孔在窗前閃過，內心感到悲哀，但又慶幸自己終於脫離了夢魘般的徐州火車站。 在那個動亂年代，「人類文明」、“禮讓三先”似乎成了不切實際的幻想。
商丘崇黑
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生被編成五個連隊（五連為女生連），在商丘師部按新兵要求集訓。 我們報到後，領取了兩個月工資，算是1968年12月參加工作，1966、67、68三屆，加上1970年分配的69、70兩屆，史稱“老五屆大學生”。 每月43.5元的臨時工資一直拿了5年才轉正為51元，這就是不正常年代的不正常待遇，算是幹部最低的24級。 星期天放假，我約了幾位同班好友（只有兩人以上才允許上街）認真考察了商丘市容。 當年的商丘很土、很小，一副北方小鎮的感覺。 飲食店很蕭條，地面又臟又黑。 飯桌是黑的，板凳是黑的，連服務員的圍裙也是黑的。 我們這些南方大學生感到很奇怪。 我調侃道：「夏文化崇黑，河南龍山文化也是以黑陶為主，商丘居民可能也是崇黑吧！“走到北關城門附近，看到一位中年婦人手執棍棒，正在敲打曬在路邊的幾床棉被。 被面都是用土法染成黑灰色的土布，陽光下暴曬一天后，被婦人用棍棒敲打出一片灰塵，路人躲而避之。 據說當地人一年到頭不怎麼洗被子，只是用這種辦法敲去塵土。
太康拉練
新兵訓練結束，春節臨近，師部決定我們大學生三、四、五連從商丘步行到太康縣部隊農場（近二百里地）。 我們四連連長和指導員是偵察連現役軍官，走在隊伍的最前面，連長的唯一特殊裝備是斜掛在肩上的半導體收音機。 班排長也是現役軍人，帶領著我們這些穿戴五花八門的隊伍穿過城區和鄉鎮，引來許多好奇的目光。 我被調到連部文藝宣傳隊，編排快板書、數來寶等沿途鼓勁加油，活動量要加大一倍。 後來，我和上海交大舞蹈隊隊長一起被連部選送到師部文藝宣傳隊，可能就是這次行軍途中自編自演的能力被指導員看中的緣故。 行軍途中的野餐，完全按照軍事化的要求來演習。 炊事班半小時內做好飯菜，班排輪流就餐的時間只有十分鐘。 我們好多人都來不及吃飽，只好端著半碗夾生飯邊走邊吃。 這樣的演習以後還進行過多次，許多人因此得了胃病，我也得了十二指腸球部潰瘍。 夜晚路過扶溝縣城，城關唯一的澡堂被包下來供我們洗澡。 等我們班進去時，水池裡的水已經變成濁臭難聞的乳白色，我們只好站在水池邊擦擦身子完事。
板橋除夕
除夕當天，接到連部命令，我被抽調到師部文藝宣傳隊，必須趕到部隊農場總部報到。 吃過早飯，我隻身一人從太康縣板橋公社河沿張大隊趕到30裡外的農場總部，一邊走一邊問路。 當天風雪交加，狂風吹著雪粒打在臉上生疼生疼的。 路邊的電話杆和樹杆半冰半雪，朝北的一面全都結成冰棱，光禿禿的枝條彎成四十五度。 我背著行囊迎風趕路，新買的絲棉襖擋不住風寒，我只好在路邊撿一根草繩，緊緊地系在腰間，頭戴一頂剛買的黑色線帽，就是那種只露出眼睛的套頭帽，其形象不亞於當今搶銀行的劫匪。 豫東平原一望無際，大雪蓋住路面，一片白茫茫。 我只好以遠處的村莊為目標，艱難地行進。 每到一個村莊，都要向當地農民問路，憑著年輕有力，一鼓作氣走到了農場總部。 師部文藝宣傳隊隊長長得像雷鋒，個子不高，溫和英俊，熱情地幫我端來一碗麵條，囑咐我吃完麵條好好睡一覺，晚上再吃餃子。 經歷嚴寒，感到被窩特別溫暖。 一覺醒來，風停雪住，門外牆邊堆積一米多深的瑞雪。 我穿上隊長送來的帶領章帽徽的戰士軍裝，格外精神，還有一件嶄新的軍大衣，威風無比。 除夕夜的餃子很普通，但我見到了三十多位從五個大學生連隊抽調來的文藝骨幹，其中女生佔一半。 部隊農場領導和我們一起過年，我第一次嘗到了白酒——鹿邑大麯的味道。
開封演出
經過短暫的排練，我們這支大學生組成的師部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開始在一軍所在地開封地區巡迴演出，我們稱之為“全軍演出”。 大學生們真是多才多藝，三十多人組成的宣傳隊中，有一支十多人的管弦樂隊和民樂隊，所有樂器都是學生自帶，有手風琴、大小提琴、大號、小號、薩克斯、長短笛、二胡、板胡、竹笛、蘆笙、京胡、琵琶、月琴、洋琴等，一專多能，演奏起來相當可觀。 上海交大舞蹈隊隊長是舞蹈總設計和導演，女生合唱和表演唱也頗具功力，還有京劇、豫劇清唱（我就是在這時候學會了樣板戲《智取威虎山》李勇奇的唱段）。 我和開封師院中文系畢業的一位河南老鄉擔任編劇和表揚好人好事的曲藝節目自編自演。 記得獨幕話劇《騰房》反映貧下中農為我們接受再教育的大學生騰房住宿的感人故事，引起共鳴，頗受大學生、農民和部隊官兵的歡迎。 在那文化荒蕪的年代，我們這支土洋結合的文藝宣傳隊，頂著大學生的神秘光環，在開封地區一軍部隊所在地和各縣（市）軍民聯歡會上大出風頭，引起轟動效應。 每到一處演出，都受到盛情款待。 記得在開封一軍軍部，我軍在朝鮮戰場著名的戰神聶鳳智軍長還接見我們，並設盛宴招待。 喝的什麼酒忘記了，只是開封大米香軟可口勝過天津小站稻，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當年最好的紀念品是毛主席像章，我們每到一處都可以收到一枚精緻的毛主席紀念章。 三個月下來大概每人都有五十枚之多。
窯場吹笛
部隊農場的勞動異常繁重。我所在的四連一排二班被派到窯場制磚燒窯。每天每人要拉五車黃土，自己和泥，自己倒磚坯，自己上架，每天的任務是900塊磚。吃住均在窯場，逢到半夜下雨，還要全班總動員蓋草廉子，以免未晾乾的磚坯被淋濕。一開始，我們班住在廢窯洞裡，四面透風，寒冷無比。豫東平原風沙大，晴朗時月明星稀，後半夜卻刮起大風，第二天起床一看，所有人的被子上都鋪上一層厚厚的土灰。雨天更不得了，臉盆和鞋都會被流進窯洞的水流飄起來。輪到磚窯出磚，一個排的大學生都來幫忙。窯內溫度還很高，大學生們頭捂毛巾輪流進窯出磚，戴著手套還能感覺到燙，最多只能幹十分鐘就得換人。一個個大學生都變成灰頭灰臉的怪物。夏天來了，我們二班也住上了自己蓋的小平房。平房邊有一口水井，勞動之餘，在水井旁洗澡是一種享受。由於遠離村莊，我們又是清一色的男生，高軒帶頭在水井旁“裸浴”。絡腮鬍子和陝北的高個頭被幾桶井水沖刷後，白裡透紅格外美，有點像義大利文藝復興的雕塑“大衛”和“擲鐵餅者”。傍晚，平原一望無際，通紅的晚霞與翠綠的麥苗相逢在天地一線間。我經常登上窯頂，吹響橫笛——“日落西山紅霞飛，戰士打靶把營歸、把營歸”。雖然我吹笛的技巧十分稚嫩，但悠揚的笛聲傳得很遠很遠……。好景不長，1969年秋冬開展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專門安排“大懷疑”階段，把80%的大學生當成懷疑物件，上演了一場荒唐的鬧劇。我曾經與連長公開辯論：“我家三代貧農，我長在紅旗下，靠人民助學金念到大學畢業，怎麼就成了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連長在全連晚點名時批判：“有人到現在還不承認自己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臭老九，接受再教育態度不端正。”許多同學被懷疑成現行反革命、“516”分子、軍事特務。有人寫信向周總理反映，才制止了這場整人運動。
山區成婚
1970年3月，我們結束了在部隊鍛煉的生活，進行再分配。我主動報名到大別山深山區——商城縣長竹園公社新建大隊鍛煉。那是一個與湖北省交界的落後小山村。由於近親結婚的緣故，村子裡傻子、羊癲瘋和先天性心臟病患者很多。有一位三十多歲木匠娶了一位十分漂亮的媳婦，我們都很驚訝，仔細一打聽新娘卻是個啞巴。春荒時節，大隊黨支部研究救濟糧分配方案，請我們大學生列席。有一個地主婆快餓死了，民兵營長認為階級敵人不能給救濟糧。大隊支書徵求我們意見，我大膽表態：“發放救濟糧以不餓死人為原則，實行革命人道主義。”支書點頭認可。大別山北麓的信陽地區是著名的“信陽事件”發生地。餓死二百萬人的慘痛教訓還歷歷在目，到了七十年代還是這般落後。相對而言，農村的生活要比部隊農場輕鬆許多。但是，所學非所用的苦惱及未蔔的前途讓我們感到寂寞無聊、憂心忡忡。有一天，突然接到未婚妻韓霞的電話，說她被分到相鄰的駐馬店地區。費了一番周折，總算把韓霞調過來。1970年5月1日，我和韓霞就在這深山區舉辦了婚禮。大隊党支書主持婚禮，山民們舉著火把來看熱鬧。第二天我與韓霞就上山砍柴，肩挑柴火“夫妻雙雙把家還”。白天我們在村民家吃“派飯”吃不飽，夜晚我倆圍著煤油爐煮雞蛋、調葛根粉吃，別有一番情趣。“蜜月”還沒過完，韓霞調到縣廣播站當播音員，我也告別長竹園，來到離縣城較近的豐集公社繼續鍛煉。
餘集教書
1972年春末，大學生再次分配塵埃落定。我和韓霞分配到商城縣餘集完中。所謂“完中”就是在初中學校的基礎上，招收兩個班的高中生，名為“完全中學”。余集位於商城、新縣和湖北麻城縣三縣交界處，交通閉塞、文化落後，屬於大別山山區小集鎮。余集完中的楊校長是文革前商城一中的老校長。楊校長非常看重我們這對北大畢業的夫婦，安排我教高中的語文和歷史，韓霞教數學和英語，成了學校中的骨幹教師。學校東南隅有座獨門獨院，院內有兩棵桃樹，三間瓦房是我們的新居，旁邊還可以種菜養豬。儼然是一個“世外桃源”的新天地。星期天，我和韓霞常走訪學生家長。淳樸的學生頂著我們兩歲多的兒子，爬過幾座山，翻過崎嶇的山路，走在泥濘的田埂上，讓我們體驗到山區農民子弟上學的艱辛，更加增進了師生之間的情誼。我還發揮我的特長，主抓學校的文藝宣傳隊並參加教師籃球隊，還代教過初中的音樂課：彈著腳踏風琴，教唱“紅米飯喲、南瓜湯喲，嘿囉嘿！”就像幼稚園的老師，忘了自己是北大考古專業的畢業生。
商城調動
1974年春，教育整頓，餘集完中的高中部被撤銷，我們夫婦兩被調到商城縣高中。我靠著福州重點高中堅實的語文基礎，加上北大的薰陶，儼然成了該縣的語文“權威”。暑期全縣語文教師培訓，讓我講魯迅雜文和古文欣賞。但是，當年正逢“批林批孔”運動，舉國上下批“師道尊嚴”，運動頻繁，學生難教，當班主任更難。我還當了年段長，周旋于學生與老師之間，身心俱疲，更堅定了我調動工作的決心。1976年春，我的機遇來了。我的恩師、北大蘇秉琦教授給河南省文博部門領導寫信推薦，河南省文化廳向信陽地區文化局做工作，商調我到鄭州省直考古部門工作。信陽地區文化局也缺少文物考古幹部，聞訊便趕緊發函商調我到信陽工作。當年，教師統歸宣傳部管，他們不放。無奈之下，我闖入縣委機關，恰逢新任縣委書記剛到，在他臥室外的辦公室裡，我申訴了調動的理由並報告地區文化局的商調函已到，縣委宣傳部副部長卻不肯放人。開明的縣委書記立即打電話叫來宣傳部副部長，問明情況後說道：“小局服從大局，下級服從上級，文物考古工作很重要，人家是北大考古專業畢業，應該放他走。”副部長一臉無奈，只好點頭稱是。大概以為我與縣委書記有什麼關係，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人的一生很有意思。機遇是給有準備有恒心的人的。俗話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信陽考古
1982年我被任命為文物科長，1983年升任地區文管會副主任兼辦公室主任（副處級），專管文物考古工作，迎來了信陽地區文物考古事業的黃金時期，也是我考古人生的第一個高峰。我剛調來時，庫房沒有一件文物，也無任何資料。我組織了全區文物普查和文物幹部培訓。河南固始侯古堆吳王夫差夫人墓及其陪葬槨室的發掘，是我們信陽文物工作的轉捩點。我的第一篇論文，就是考證出河南固始侯古堆大墓的女主人是吳王夫差當太子時在固始前線娶的夫人（宋景公的妹妹）。後來，這篇論文的觀點被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採用，收入他們所編撰的《固始侯古堆》考古專著。此後，每年都有重大考古發現：從新石器時代淮濱沙塚龍山文化墓葬到羅山蟒張商代墓群；從春秋早期黃君孟夫婦合葬墓到戰國楚文化。二百多件國寶級的商周青銅器出土轟動全省、聞名全國。北大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經常對他的學生們說：“你們畢業分配‘搶北京、戰上海’，不如歐潭生那樣去基層考古處女地——河南信陽。每年《文物》、《考古》和《考古學報》都有他執筆的信陽地區文管會的文章。”
蟒張奇遇
大家知道，哲學定義上有必然性存在於偶然性的論述。考古上一些重大發現往往從一次偶然的機會開始。1979年4月中旬的一天，我帶領邵金寶、劉開國到羅山縣文化館檢查庫房安全。縣委宣傳部虎部長和羅山文化館錢館長陪我們喝酒。席間，錢館長談到前不久文化館從廢品倉庫收到一件三條腿的銅器，上面有銘文。我立即斷定是商代銅爵，要求看實物。當時，文物專幹回家收麥子不在館內，我請求錢館長派人翻牆進庫房，取出這件文物。果然是商代晚期銅爵，據說是羅山蟒張公社水利工地出土的，我要求立即趕往現場。班車只能開到公社所在地，我們下來步行約20裡才能到達竹竿河邊的水利工地。我們一行毫無準備，邵金寶太胖，走路走得大腿磨出血痕。我走到一半路程，突然滿臉煞白，頭冒虛汗，癱坐地上。部隊復員的劉開國很有經驗，他立即跑到不遠處農村供銷社代銷點，買了兩毛錢水果糖，讓我嚼碎吞下去。不一會兒，我恢復正常，劉開國說這是低血糖病，我們繼續趕路。傍晚，我們到達水利工地，發現農民取土修灌渠的地方被挖成陡峭的黃土橫斷面，上面赫然暴露出土坑墓的墓邊，長約6米、寬約4米、深約3米，是典型的商代中型井槨墓。我們立即責令工地停工，組織民工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我們在供銷社購買了毛巾、棉被、床單等生活用品，住在竹竿河邊的水管站，連續三天的清理，發現青銅禮器鼎、甗、尊、卣、觚、爵等十幾件，還有銅戈、銅矛、玉器等。連續工作一個月，第二年又工作一個月，前後共發掘商代晚期墓葬22座，出土商代晚期青銅器219件，還有三千年前的古酒（參閱1987年深圳首屆酒文化研討會論文集《三千年前古酒出土記》）。經考證，這是商代晚期息國墓地，年代相當於殷墟文化晚期。考古同行們讚揚我們發現了信陽地區的殷墟文化。至今，大學考古學教材中，提到商代晚期殷墟文化的分佈，都離不開羅山蟒張天湖後李村這個地名（該墓地考古報告發表在《考古學報》1986年第2期）。現在想起來，如果不是我們及時趕到水利工地，這處商代重要考古遺跡將蕩然無存。
光山挖寶
1982年冬，我們接到光山縣文管會報告，光山寶相寺上官崗磚瓦廠取土時發現一座古墓，青銅器和玉器被哄搶，我們立即趕到現場，並報告地委行署。行署辦公室主任陳其元和地委宣傳部張文新副部長親臨現場，責成縣公安局貼出佈告，要求哄搶文物的農民24小時內上交文物。黨政領導的重視形成強大的政治攻勢，公安幹警根據線索挨家挨戶收繳，取得輝煌戰果。在縣委招待所，我們看到了春秋早期14件“黃君孟”銘文的青銅禮器和54件精美的玉器。光亮如新的銅鼎、銅豆、銅壺成雙成對，都有銘文。還有鋒利的銅戈、銅鏃、銅削、玉器等。我在磚瓦廠現場敏銳地發現，被破壞哄搶的墓坑旁，相隔不到40釐米，還有一座墓坑的活土墓邊，顯系夫婦合葬墓。為保密起見，我只給陳其元主任和張文新副部長單獨彙報，要求保護現場，等來年開春再組織考古發掘。張文新副部長半信半疑地問：“你有把握嗎？可別耽誤人家的生產。”我堅定地說：“請相信我。”1983年4月28日，地縣黨政領導成立古墓發掘領導小組，張文新副部長親自坐鎮指揮，我擔任考古隊隊長，前後工作十五天，完整地發掘了更為重要的黃君孟夫人墓，出土青銅器22件，均有銘文：“黃子作黃夫人孟姬行器。”出土精美玉器128件。這座春秋早期黃君孟夫婦合葬墓出土青銅器和玉器被視為中國考古學春秋早期君王墓的標準器群，還作為故宮博物院《中國帝王文物展》到美國、日本巡迴展出。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一位資深校友對我說：“我們考古一輩子能遇上一次重要發現就不錯，你接二連三主持重大考古發掘，真了不起！”
固始尋根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臺灣同胞掀起大陸尋根熱。1982年4月2日，在我的策劃下，中共信陽地委成立了“臺灣同胞祖根問題研究會”。我寫的調查報告《一千年前是一家——台閩豫祖根淵源初探》受到著名歷史學家尹達重視，北京《中國史研究動態》、國台辦《台聲》雜誌、《中州今古》和香港文匯報先後予以轉載。該文歸納了歷史上閩台與中原“四次人口大交流”。第一次是在漢武帝鎮壓閩越國反叛後“盡徙其民于江淮間，以虛其地”。第二次是晉代永嘉之亂“衣冠如閩者八族”。第三次是唐總章二年，河南固始人陳政、陳元光父子率五十八姓軍校開闢漳州郡。第四次是唐末五代，河南固始人王潮、王審知率數萬農民起義隊伍佔領福建全省，並于後來建立“閩國”。此中尤以第三、第四次南遷人口最多影響最大，而且都以河南固始人為主。因此閩台族譜百分之八十追溯唐朝先祖都來自河南光州固始。後來又發表再探和三探論文，促成河南固始與福建漳州結成友好城市，掀起臺胞和海外僑胞的根親文化熱。至今，河南固始縣和福建元宵縣每年都要舉行根親文化節。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會經中央統戰部和國台辦特批，每年都要舉辦閩台“百（家）姓論壇”。
負函考證
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會長井上靖先生是周恩來總理的生前好友，每次到中國訪問都給予部長級待遇。1987年11月，我接到中共信陽地委秘書長的通知，告知幾天後省外辦要陪同日本井上靖先生訪問信陽，主要想解決孔子周遊列國曾到過的楚國負函，負函究竟在哪裡？史無定論，對我也是一個新課題。我立即查找文獻記載並到信陽楚王城、羅山等地進行了兩天的考古調查，終於寫出《孔子如楚到負函考》報給地委。地委書記趙鳳羽十分重視，調來兩部當年信陽地區最好的“藍鳥”小轎車，讓我坐一號車陪同井上靖先生及其翻譯，他自己和省外辦主任坐二號車，前面警車開道前往信陽縣長台關楚王城（我考證春秋時叫負函，戰國時叫城陽，南北朝後叫楚王城）。在地委招待所宴請井上靖先生的宴會上，八十多歲的井上靖先生激動地說：“我來中國幾十次，這次剛動完食道癌手術，為寫作《孔子》尋找楚國負函。這次總算如願以償。”後來，人民日報1989年11月23日報導《耳順迷<論語> 耄耄著<孔子>》專門提到井上靖先生在河南考察負函城的收穫，十分感謝當地一位“中年文史工作者”。中國孔子研究基金會主辦的《孔子研究》學術刊物於1990年4期全文發表了我的調查報告《孔子如楚到負函考》。從1978至1988年，我在信陽地區十年的文物考古工作從無到有，每年都有重大發現。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局長曾評價：“歐潭生是一位元對信陽地區文物考古工作有突出貢獻的專家”。
福建創業
1988年，福建人才引進政策讓我們全家調到福建省博物館。 由於「調動工作綜合症」 我在新單位坐了9年「冷板凳」。 我在河南1986年就被評為副研，到福建後12年的1998年才被評為正研，還經過古漢語考試（70分）。 幸好當年我們單位評第一批正高職稱需報國家文物局高評委評定，若是在福建省內評定，不知將拖到猴年馬月。 逆境中，我潛心研究，完成了四篇重要考古論文。 一是《楚文化入閩的考古證據——閩候莊邊山九座墓的再認識》（收入1989年中國考古學會第七次年會論文集），二是《試論閩族及其考古學文化》（《江西文物》1991年1期），三是《福建華安仙字潭岩畫新考》（《考古》1994年2期），四是《閩台考古淵遠流長》（《中國文物報》1997年6月15日）。 一直到1996年福州新店古城考古，我作為考古領隊，發掘了兩千多年前的閩越國都城——冶。 中國文物報頭版進行報導並引起時任福州市委書記趙學敏的重視，為福州建城兩千兩百年紀念活動提供了考古證據。 考古發掘簡報發表在《考古》2001年3期。 1997年我又被省文化廳任命為福建省曇石山博物館籌建辦副主任，具體負責曇石山博物館籌建工作。 2000年3月被正式任命為館長，直到2005年退休。 8年艱苦創業，使一個考古發掘現場從無到有，再現了福建五千年前歷史文明。 一個小小的遺址博物館，獲得了江澤民總書記題詞：“曇石山文化遺址”。 賈慶林、李長春、黃菊三位政治局常委和許多省部級領導先後參觀了該館。 我退休時省委省政府撥款八千多萬元重建了曇石山博物館。 這是我考古人生的第二個高峰。
北大抒懷
1963年，我從福州高級中學考入北大歷史系，韓霞從北京師大女附中考入北大生物系。 二十五年後的1988年，我們的大兒子在河南信陽高中高考中摘得全省理科高考狀元的桂冠，順利進入北大物理系學習。 北大畢業後考取了美國獎學金留學。 現為美國三藩市谷歌公司高級工程師。 我們一家三個“北大人”，理所當然成為“北大校友之家”。 我們為北大福建校友會工作傾注了極大的熱情（韓霞現在是福建北大校友會常務副會長）。 今年，我年近古稀，除了北大福建校友會的工作外，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會歐氏委員會換屆選舉，又選我擔任會長。 福建師範大學還聘請我為兼職教授，為六名考古與博物館學研究生上課並帶他（她）們野外考察。 北大老五屆的特殊經歷，培養了我一種與眾不同的業餘愛好：各種業餘文藝晚會的節目主持人和北大校友及其子女的婚禮司儀或證婚人。 口碑獎勵：金牌。 觀眾評價：幽默、大方、典雅、喜慶！
今年，是我們1963級入學五十周年，回首往事，感慨萬千，特賦詩一首：
話說北大老五屆
北大老五屆，生不逢時，卻一樣厚積薄發。
他們上過山、下過鄉，學工學農又學軍，卻難忘未名湖畔博雅塔。
告別未名湖，沒有鮮花、沒有歡送、沒有畢業典禮，他們被甩到天涯海角，歷盡坎坷，拋灑青春，四海為家。
真金總要發光，磨難也是財富，閱盡人間疾苦，風雨過後現晚霞。
伴隨改革開放的浪潮，他們建功立業，立身立言立名，無愧於社會，無愧於時代，無愧於心中的北大！
2013.11.11寫於福州市江南水都寓所
作者簡介：
歐潭生，男，福建福州人。 1945年3月13日生，196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在河南部隊和農村鍛煉至1972年分配到商城縣高中教書，1976年調到河南信陽地區文化局，先後任文物科長、地區文管會副主任兼辦公室主任。 1988年調福建省博物館，1998年定為文博研究館員，2000年3月任福建省曇石山博物館館長，2005年退休，轉任閩江學院考古學教授，2006年被省政府特聘為省文史館終身館員，2013年任福建師大考古與博物館學兼職教授、民盟福建省委老齡委副主任。 發表文章200多篇，出版專著有《閩豫考古集》、《曇石山文化志》《歐潭生考古叢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