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華東師範大學兩岸交流與區域發展研究所所長、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仇長根的新著《感悟台灣——我與台灣三十年》不久前由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出版發行，中國評論通訊社社長、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長郭偉峰為該書作序。仇長根在前言中也詳細披露了自己從事對台工作與研究的心路歷程。
仇長根是一位資深台灣問題專家，他1970年“知青”到黑龍江兵團，1974年入伍，1990年開始從事對台工作，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研究室主任、新聞處處長、副巡視員，兼任上海市台灣研究會副秘書長、上海台灣研究所副所長、浦東台灣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全國台灣研究會理事。2002年，他赴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台灣事務部工作，歷任處長、部長高級助理、副巡視員。
仇長根的最新著作《感悟台灣——我與台灣三十年》收錄了其從1998年至現在的涉台論文，演講文稿、媒體採訪稿以及之前刊登在中評月刊上的學術文章。他也在著作開頭回憶了如何與台灣結緣，以及對台的認知與感悟。
郭偉峰在序中寫道，這本書凝聚了長根兄此生的精氣神，又成為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代的縮影，更是一代智者為了破解兩岸統一難題而全情付出的心路歷程，這是一本沉甸甸的無愧於歷史的著作。其中的四大特點，尤其值得肯定：
第一，該書最大的特點，就是作者牢牢站立在和平統一的原則立場上，為兩岸和平發展而思考，為國家完全統一而立論，為民族復興而鼓呼。拳拳赤子之心，盡在文章字句中。即使是兩岸關係處在亂雲飛渡、狂風暴雨之際，作者仍然初心不改，從容論衡，令人起敬。
第二，該書重要的特點，就是作者並非是一個書齋裡面的學者，而是政府官員，是政策的執行者，所以作者能夠結合國家對台政策進行理論思考，成就了自身既是官員，又是專家的復合思維，作者因而得以系統地、戰略地思考涉台政策，成為了此書呈現的不可多見的獨特性，令人獲益。
第三，該書鮮明的特點，就是作者曾經長期在香港從事促進港台關係的工作，是“一國兩制”在香港的見證者、參與者，對“一國兩制”與台灣方案有獨到的思考，能夠跳脫概念，直接挖掘內涵，為統一之後的台灣治理提出有價值的政策思考，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盡在此中，令人豁然。
第四，該書可貴的特點，就是作者既是官員、又是專家，更是擁有話語權的輿論領袖。眾所周知，對台政策處在敏感的領域，作為對台官員如無深入的研究與把握，斷然不可以行文或者放言，但是作者不僅著書，還在立說，而退休之後教書育人，構建智庫，旋轉為兩岸關係中重要的輿論領袖，畢生精力投入其中，令人歎服。
仇長根在前言中寫道，他與台灣“結緣”，從1990年從事對台工作開始，那年37歲。之後先後在上海、香港兩地，共計23年的時間，有幸為推進國家統一大業盡點綿薄之力。從事對台工作，非常感慨，也非常充實，能夠比較系統地學習黨和國家的對台“大針方政”，也有了與台灣政界、學界、商界朋友接觸交流的機會，覺得這一生特別有意義。當然，也有遺憾，三十多年來，兩岸關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至今統一之路，未見曙光。
仇長根說，30多年來，他每天與“台灣問題”打交道，腦子裡裝的、想的都是“台灣”兩字。30多年來，他曾經接待過台灣大學、政治大學、淡江大學、成功大學、中國文化大學、高雄中山大學、台灣“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前“歐亞研究基金會”）等高校和智庫學者。參加過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及日本等無數次的涉台研討會，曾六次赴台進行參訪和學術交流，與台灣學者坐在一起，共同出席研討會，面對面進行交流，彼此平等交換意見，深入去瞭解島內政局和錯綜複雜的國際因素，對台海局勢的研析、研判，對中央涉台政策的研讀、把握，用心投入，努力工作，很有收穫，有感有悟。
仇長根也表示，30多年來，他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工作12年半，在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工作10年半，退休後受聘華東師範大學兩岸交流與區域發展研究所所長、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圍繞兩岸關係、島內政局、台灣民意及外部因素等重要歷史事件，所撰寫的涉台文稿超過上百萬字，包括承擔“涉台課題”和“研究專報”130多項；發表涉台論文40多篇40多萬字；接受大陸與港、台媒體採訪及約稿120多篇；以“泰武”筆名在香港發表涉台評論文章近百篇；作台海形勢報告530多場。今年是香港回歸25周年，也是他赴港工作20周年，因此靜下心來系統的梳理、編寫了一本專著，取名《感悟台灣——我與台灣三十年》，既是與他人分享，也算是對其從事對台工作和對台研究三十多年的一個交待。
附錄：郭偉峰《序》全文：郭偉峰：我們這一代人的心聲
長根兄大作《感悟台灣-我與台灣三十年》結集之際，囑咐我作序，拜讀了全書內容之後，我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沒有能力為此書作序的，只能寫讀後感。這本書凝聚了長根兄此生的精氣神，又成為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代的縮影，更是一代智者為了破解兩岸統一難題而全情付出的心路歷程，這是一本沉甸甸的無愧於歷史的著作。其中的四大特點，尤其值得肯定。
第一，《感悟台灣-我與台灣三十年》最大的特點，就是作者牢牢站立在和平統一的原則立場上，為兩岸和平發展而思考，為國家完全統一而立論，為民族復興而鼓呼。拳拳赤子之心，盡在文章字句中。即使是兩岸關係處在亂雲飛渡、狂風暴雨之際，作者仍然初心不改，從容論衡，令人起敬。
第二，《感悟台灣-我與台灣三十年》重要的特點，就是作者並非是一個書齋裡面的學者，而是政府官員，是政策的執行者，所以作者能夠結合國家對台政策進行理論思考，成就了自身既是官員，又是專家的復合思維，作者因而得以系統地、戰略地思考涉台政策，成為了此書呈現的不可多見的獨特性，令人獲益。
第三，《感悟台灣-我與台灣三十年》鮮明的特點，就是作者曾經長期在香港從事促進港台關係的工作，是“一國兩制”在香港的見證者、參與者，對“一國兩制”與台灣方案有獨到的思考，能夠跳脫概念，直接挖掘內涵，為統一之後的台灣治理提出有價值的政策思考，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盡在此中，令人豁然。
第四，《感悟台灣-我與台灣三十年》可貴的特點，就是作者既是官員、又是專家，更是擁有話語權的輿論領袖。眾所周知，對台政策處在敏感的領域，作為對台官員如無深入的研究與把握，斷然不可以行文或者放言，但是作者不僅著書，還在立說，而退休之後教書育人，構建智庫，旋轉為兩岸關係中重要的輿論領袖，畢生精力投入其中，令人歎服。
長根兄的文章確實有著一股文氣，可以用《文心雕龍》之句來形容：“情與氣偕，辭共體並”，在涉及國家完全統一的論述中，處處展現了真情實意，這是因為長根兄有底氣！這種底氣，來自於自己持之不懈、與時俱進的觀察與研究，更是來自國家必然統一、必將統一的新時代偉大的民族自信。時也運也，三十年前起步在兩岸關係勢均力敵時代，三十年後佇立在兩岸統一勢不可擋的前夕，這樣的底氣，何其澎湃！
長根兄在書中說：有幸為國家統一大業盡點綿薄之力，覺得這一生特別有意義！讀到這一段話，我特別感動，這也是我的心聲，這更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心聲！
仇長根前言全文：
台灣問題，並不深奧，但極為錯綜複雜。所謂“並不深奧”是指，自古以來，世界上祗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根本不存在所謂“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這是鐵一般的事實，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改變。“極為錯綜複雜”是指，台灣與祖國大陸分離已長達七十多年，至今尚未統一，這是中華民族之痛、之殤，其中的原因極其複雜，既有歷史的成因，也有現實的各種因素，最重要的是有外部反華敵對勢力的插手干擾與蓄意阻撓。
歷史上，台灣曾經遭受西班牙、荷蘭、英國、美國、法國、日本侵略，曾被荷蘭、日本等殖民統治過80多年。台灣人民飽受欺凌，英勇反抗，嚮往回到祖國母親的懷抱。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台灣回歸祖國。但因“國共內戰”，1949年中國國民黨敗退台灣，“偏偶拒統”。兩岸關係走到今天這個地步，主要原因在於：（1）國民黨反對中共“一國兩制”對台方針，堅持“中華民國”舊法統，堅持所謂“一中各表”，主張“不統不獨不武”三不政策，“只經不政”，“維持現狀”。（2）島內政黨政治演變，政黨輪替，民進黨取得16年施政權，堅持“台獨黨綱”，拒絕“九二共識”，挑戰“一中”原則，勾結美國，充當“棋子”，挾洋自重，“倚美抗陸”“倚美謀獨”。（3）中美戰略博弈，美國實施“以台制華”戰略，頻打“台灣牌”，利用台灣“牽制、遏制”中國。而民進黨當局變本加厲迎合、配合美國，使得台灣問題的“複雜性、嚴峻性、挑戰性”倍增，兩岸統一，倍加艱困。
30多年來，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發生巨大變化。朝野政治惡鬥，派系權爭激烈，政黨變成選戰“機器”，“藍、綠、白”唯選票第一。“淺蝶型”台島經濟，資源、市場有限，後續發展動力不足。“統獨、族群、省籍”等社會三大矛盾，糾纏不休。“台獨”政黨、政客借“民主化”與“本土化”之名，推動“去中國化”，拋出所謂“兩國論”，“一中一台”。1996年“台海危機”爆發，海峽“烏雲密佈”，風起雲湧。2016年以來兩岸“兵凶戰危”，風險與危機之高，前所未有。大陸軍機、軍艦演訓“常態化”，嚴厲警告、震懾“台獨”分裂勢力和外部敵對勢力。
我與台灣“結緣”，從1990年從事對台工作開始，那年37歲。之後先後在上海、香港兩地，共計23年的時間，有幸為推進國家統一大業盡點綿薄之力。從事對台工作，非常感慨，也非常充實，能夠比較系統地學習黨和國家的對台“大針方政”，也有了與台灣政界、學界、商界朋友接觸交流的機會，覺得這一生特別有意義。當然，也有遺憾，三十多年來，兩岸關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至今統一之路，未見曙光。
30多年來，我每天與“台灣問題”打交道，腦子裡裝的、想的是“台灣”兩字。回往過去，1987年兩岸隔絕38年之久的大門終於打開，兩岸關係出現了“春暖花開”的時節，兩岸人民迎來“和平交往交流合作”的新時代。1992年兩岸官方唯一授權的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在香港商談，達成“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從此兩岸往來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礎”。之後，1993年“兩會”首次在新加坡舉行了破冰的“汪（道涵）辜（振甫）會談”，簽署了四項協定，1998年“兩會”又在上海舉行“汪辜會晤”（那時我任職上海市政府台辦研究室主任）。2005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和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首次在北京舉行“胡連會”，兩岸關係步入“和平發展”的軌道。十年後的2015年11月7日15時，受到世界關注的兩岸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和馬英九，首次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飯店舉行“習馬會”，“世紀之握”，標誌著兩岸關係取得了歷史性的重大突破。這些重要歷史事件，都是在這三十年裡發生的。
30多年來，我曾經接待過台灣大學、政治大學、淡江大學、成功大學、中國文化大學、高雄中山大學、台灣“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前“歐亞研究基金會”）等高校和智庫學者。參加過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及日本等無數次的涉台研討會，曾六次赴台進行參訪和學術交流，與台灣學者坐在一起，共同出席研討會，面對面進行交流，彼此平等交換意見。我深入去瞭解島內政局和錯綜複雜的國際因素，對台海局勢的研析、研判，對中央涉台政策的研讀、把握，用心投入，努力工作，很有收穫，有感有悟。
30多年來，我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工作12年半，在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工作10年半，退休後受聘華東師範大學兩岸交流與區域發展研究所所長、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圍繞兩岸關係、島內政局、台灣民意及外部因素等重要歷史事件，所撰寫的涉台文稿超過上百萬字，包括承擔“涉台課題”和“研究專報”130多項；發表涉台論文40多篇40多萬字；接受大陸與港、台媒體採訪及約稿120多篇；以“泰武”筆名在香港發表涉台評論文章近百篇；作台海形勢報告530多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