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成功徵稅也延伸到了日本。不僅在台灣，鄭成功也在日本長崎對中國船發船牌及收取餉銀。大船一千至二千兩，小船五百兩，“週年一換”否則經過鄭氏據點，船貨充公，船主舵工遭受拘留。當時鄭成功可能也在越南、泰國等地對中國船發船牌及收取餉銀。
【本報訊】4月30日，鄭成功登陸鹿耳門的日子。幾個月前答應要寫的稿子，題目寫了改，改了又不滿意。前一陣子有幸看到袁騰飛的節目：袁遊第二季第5期林則徐禁煙背後的真相，影片內提到林則徐是滿清時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近代史家範文瀾的看法) ，有感而發以此為題，寫了這篇文章。
最近這幾年對鄭成功多有貶抑，甚至成為主流。能跳脫歷史褒貶鄭成功，但能從海權時代來創新評判鄭成功者，閱讀鄭永常教授的論文：鄭成功海洋性格研究，無疑是必要的。
1646年鄭成功在延平向隆武帝疏陳復國策：據險控扼、揀將進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國。隆武帝聞此策，讚賞有加，封鄭成功為忠孝伯，賜尚方劍，掛招討大將軍印。
後來鄭芝龍降清，鄭成功才得以真正實踐他的“通洋裕國”反清復明之路。是否也符合海上絲路？我不是歷史學者。
鄭成功舉兵抗清養兵數十萬，連年征戰，為了確保軍費軍需來源，勢必得自行維護海外貿易的安全與暢通。是自幼耳濡目染其父的海上貿易帝國，也是滿清入關、江南戰亂所迫，向海洋發展是唯一出路，鄭成功因此必須強力睜開眼看世界，因此來自遙遠的西方世界，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各國的海權思想急速地在鄭成功內心發展茁壯。鄭成功認為“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東西洋餉，我所自生自殖者也。”為了維持數十萬大軍所需，因此鄭成功發展出海權思維是順理成章的事。
以下證據(實參鄭教授論文)應可以證明鄭森真的成功發展出近代海權思想：
徵稅無疑是一種擁有主權的思想，而鄭成功當時徵稅徵到了跨越台灣海峽，他向魍港(台南嘉義交界一帶)漁民徵收年稅，當然當時統治台灣的荷蘭長官於1651年知道後，提出了抗議。鄭成功也提出了反制之道，他將下令禁止他屬下所有的戎克船和商人來通商，欲迫使大員(台灣安平)的貿易完全停頓。
此外最為人熟知的是鄭成功委託何斌在台灣收稅一事，1661年4月，何斌寫信給荷蘭司令官Janvan der Laen提到：數年前國姓爺禁止帆船自本地開往大員時，大員之長官及評議會命餘前往廈門詢問國姓爺不許帆船渡航大員之理由。國姓爺對余所問答以：欲於大員徵收關稅，餘乃返大員將此事明確轉告長官。長官再遣餘至國姓爺處轉達：唯要關稅不涉及公司，不致使公司蒙損，則國姓爺欲課稅於中國人並無異議。國姓爺以此為滿足，乃復准許帆船渡航大員。可見荷蘭人顧及大利益，默許鄭成功在台灣收稅。
鄭成功徵稅也延伸到了日本。不僅在台灣，鄭成功也在日本長崎對中國船發船牌及收取餉銀。大船一千至二千兩，小船五百兩，“週年一換”否則經過鄭氏據點，船貨充公，船主舵工遭受拘留。當時鄭成功可能也在越南、泰國等地對中國船發船牌及收取餉銀。而這樣在製度可能在其父親鄭芝龍時代就已經發展成型，而鄭成功在耳濡目染之下繼承了下來。
從海外僑民看海權的延伸。1652年9月台南赤崁地區發生了郭懷一抗暴事件。《巴達維亞城日記》記載：“福爾摩沙之中國人因謀反，致九千至一萬左右之中國人被荷蘭人所殺。系傳自大員，致廈門住民情緒激昂。” 《巴達維亞城日記》亦記載鄭成功指責“大員的荷蘭人，亦如馬尼拉的居民，將我民視同人類所食的魚或肉。余聞此事，血液沸騰，大為震怒。 ”這跟當今世界各國誓言保護自己的海外僑民、海外勞工之舉同出一轍？
鄭成功所處的17世紀，西班牙統治下的菲律賓(呂宋)發生了三次嚴重排華事件。而傳統中國明朝的態度如何呢？《明經世文編選錄》報取回呂宋囚商疏：中國四民，商賈最賤，豈以賤民興動兵革；又商賈中棄家游海、壓冬不回，父兄親戚共所不齒，棄之無所可惜！兵之反以勞師，終不聽有司言。這若發生在當代，相信政府不敢說出這麼昏聵封閉的話。
排華事件前兩次發生在1603年(1624年鄭成功出生)，1639年(鄭15歲)。1655年8月17日，在大員的荷蘭長官收到國姓爺的一封來信提到：在各地國姓爺的戎克船都被合理對待，唯獨去馬尼拉交易，國姓爺的部屬數年來經常遭受極其可惡、背信的對待。他對西班牙人的做法極為不滿，下令封鎖，並規定如發現有船要去那裡，人命處死，船貨沒收。
值得關注的是鄭成功要求大員長官“公告這禁令，並當作此地的規定，不準任何人去。”並警告荷蘭長官：“若此公告被大員抵制，大員也將承擔嚴重後果。 ”鄭成功對馬尼拉的禁航是一種經濟制裁，透過海上禁運展現強權，擁有現代強權國家的思維。但荷蘭人基於自己的主權並未遵辦，這事觸怒了鄭成功。他指責“大員的荷蘭人，亦如馬尼拉的居民，將我民視同人類所食的魚或肉。余聞此事，血液沸騰，大為震怒。”因此對大員的禁運，鄭成功下令所有船隻，百日內回航。
1662年2月9日，驅逐了台灣的荷蘭人，強化了鄭成功的海權思維。乘勝追擊，鄭成功殺雞警猴，1662年4月25日透過神父警告西班牙馬尼拉當局：可惡荷夷不知天則，竟敢虐我百姓，劫奪商船形同盜賊，…，執迷不悟，邀予震怒，遂於辛丑四月率水師親討，兵抵台灣捕殺不計其數。荷夷奔逃無路，脫衣乞降。頃刻之間，城池庫藏盡歸我有，倘彼等早知負罪屈服，豈有如此之禍哉。
鄭成功甚至威脅說：他剛平定台灣，擁精兵數十萬，戰艦數千艘，原擬率師親伐，況自台至你國，水路近捷，朝發夕至。其後因馬尼拉“遣使前來乞商貿易條款”，因而“暫留師台灣，先遣神甫奉致宣諭。”西班牙馬尼拉當局如果能夠“及早醒悟，每年俯首來朝納貢…，赦你舊罰，保你王位威嚴，並命我商民至爾邦貿易。”但若“一味狡詐，則我艦立至，凡你城池庫藏與金寶立焚無遺，彼時悔莫及矣。”
鄭成功對西班牙馬尼拉當局的警告，無疑是展現一個現代海權國家的思想與強權行為。我們應當歷史放輕鬆地笑看這些遣詞用字，發現鄭成功可能比當代美國總統川普，菲律賓總統杜特蒂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資料來源／鷺客社：劉相君（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