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朋友陳方正兄費了多年功夫，終於完成了這部巨著——《繼承與叛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三聯書店即將出版）。早在撰寫期間方正便已約我為此書寫序。雖然我是一個十足的科學門外漢（“ignoramus”），當時卻一諾無辭，大膽地接受了這任務。這不僅僅因為我們之間存在著半個世紀的友誼，更因為本書的主旨涉及了我所關懷的中西文化異同問題。
我最初打算就本書的主題作點獨立研究，如稍有所得，則可以和方正的基本論點互相印證。這是我為友人學術著作寫序的習慣，雖然比較費力，卻也頗有切磋之樂。但不巧得很，現在開始寫序恰值病後，我的精力尚未恢復到可以發篋攤書，左右採獲的狀態，因此原有想法不得不加修正。在這篇序文中，我希望能陳述兩點，以為本書讀者之助。第一，闡釋本書的性質及其特殊的重要性；第二，本於孟子“讀其書不可不知其人”的原則，對本書作者作簡要的介紹。
首先，我必須鄭重指出，這是一部出色當行的西方科學與科學思想的發展史。作者從四五百種古今文獻中鉤玄提要，建構出一部簡明流暢的歷史敘事，真正達到了深入淺出、舉重若輕的境界。但本書的成就和價值則遠不止此。這是因為作者的動機不僅僅在於整理出一部西方科學史，而是以此為階梯，去探索一個更重大的歷史和文化問題，即是本書副題：“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但要澄清這一問題，科學史本身是無能為力的，至少是不足夠的；研討的範圍必須從科學史推廣到西方思想史與文化史的整體。我相信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本書在科學史敘事的後面不但襯托著一層西方哲學史，而且還隱現著一套西方文化史。
但本書的深度尚不盡於此。“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的問題其實是對於另一重大問題的答复：“現代科學為何沒有出現於中國？”正如本書“ 導言”中所顯示，這兩個問題其實是“李約瑟問題” （“The Needham question”）的一體之兩面：“何以現代科學出現於西方而非中國？”很顯然，作者筆下寫的是西方科學史，心中關懷的卻是科學與中國文化之間的關係；全書的設計和論辯方式也有意無意地針對著“李約瑟問題”而發。在“導言”與“總結”兩章中，我們清楚地看到，作者對於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及其他相關論著不但有深入的理解而且評論得非常中肯。
現在讓我以簡化的方式說一說本書作者與李約瑟的分歧所在，然後再表示一點我自己的看法。問題當然要從李約瑟開始。李約瑟至遲在1943年訪華時便已堅信：中國的“科學與技術”在十六世紀以前一直是領先西方的，但此後科學在西方突飛猛進，在中國反而停滯不前了。因此他拒絕接受早期中國學人的看法，即科學是西方文化的產物。1975年，我和他在香港中文大學有過一次對談，至今記憶猶新。我提到馮友蘭早年那篇《中國為何沒有科學？》的英文文章，他立即說：“馮的問題根本便提錯了。中國缺少的不是科學，而是現代科學。”李約瑟以畢生精力，先後糾合了多位專家，終於完成《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編寫。這當然是二十世紀學術史上的不朽盛業。這部七大卷二十多分冊的巨制將中國史上科技發明的輝煌紀錄和盤托出，證實了他關於“中國有科學”的論斷。
但是李約瑟雖然為我們提供了無數有關中國科學史的基本事實，卻亦未能對自己的問題給予令人滿意的答案：“為何中國在科技發展上長期領先西方，而現代科學竟出現於西方而不是中國？”他在全書最後一冊以及其他相關論著中曾試作種種解答，然而往往語焉不詳，以致他的傳記作者也不甚信服其說，而評之為“見樹不見林”。這裡讓我順便提一下席文（Nathan Sivin）教授的看法。他最近評論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總結”，即第七卷第二分冊，曾對“李約瑟問題”表示過下列意見：關於歷史上未曾發生的問題，我們恐怕很難找出其原因來，因此我們與其追究“現代科學為何未出現在中國”，不如去研究“現代科學為何出現在西方”。如果我的了解不錯，那麼本書作者的看法和席文可以說是不謀而合。前面指出本書的最大貢獻便在於交代了“現代科學為何出現於西方”這一根本問題，而且交代得原原本本，系統分明。可見本書恰恰符合了席文的最高期待。
為什麼本書作者在這一基本問題上與李約瑟有分歧，與席文卻不謀而合呢？我認為關鍵便在於彼此對“現代科學”的概念有不同理解。早在1974年李約瑟便告訴我們：他把“現代科學”看作大海，一切民族和文化在古代和中古所發展出來的“科學”則像眾多河流，最後都歸宿於此大海，並且引用了“百川朝宗於海”這一生動成語來比喻此現象。很顯然，他將“科學”從文化的整體脈絡中抽離了出來，作為一種特殊的事象來處理。不但如此，他基本上認為中國和西方的科學傳統走的是同一條路（the same path），今天已匯聚在“現代科學”之中。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席文的見解和他不同，判定中、西“科學”各自“分途”（separate paths）進行。儘管如此，李約瑟還是相信，中國科學的“殊途”並不妨礙將來“同歸”於“現代科學”。可知他心中的“現代科學”是普世性的，與民族或文化的獨特背景沒有很大關係。
本書作者則不但同樣相信不同文化中的“科學”各自分途發展，而且還更進一步，認為科學研究的傳統無不託根於其獨特的文化整體之中，因此絕不可能脫離其文化母體而被充分認識。西方科學尤其如此，因為如作者所云，它恰恰是“西方文明大傳統最核心的部分”。根據這一基本認識，作者將西方科學傳統的特徵概括成以下兩項：第一、它和“整個西方文明是同步發展，密切結合，無從分割的”。第二、它雖然可以清楚劃分為三個歷史階段，但從古希臘開始，通過中古歐洲吸收伊斯蘭科學，到十六世紀以下的現代科學，作為一整套學術體系，它仍然是一脈相承、推陳出新而發展出來的。這兩點概括都建立在堅強的史實之上，而作者識斷之精也由此可見。
作者對本書內容的取捨作了一個扼要的說明。他說：“本書以數理科學即數學、天文學、物理學等可以量化的科學為主，實際上可以說幾乎沒有涉及化學、生物學、醫學等領域……原因也是眾所周知的，那就是：現代科學的出現毫無疑問是通過數理科學即開普勒、伽利略、牛頓等工作獲得突破，而且此後三百年的發展顯示，現代科學其他部分也莫不以數學和物理學為終極基礎。”我必須鄭重提醒讀者，這幾句話是作者對西方科學傳統“探驪得珠”的見道之語，千萬不可輕易放過。本書勝義紛披，讀者隨處可自得之。限於篇幅，這裡我只能就西方數理科學的問題稍稍引申作者的論點，然後回到“李約瑟問題”作一結束。
本書在“總結”第一段說，現代科學是“拜一個傳統，前後兩次革命所賜”，實有畫龍點睛之妙。所謂“一個傳統”即指從古希臘到現代的自然科學都在同一研究傳統之內：“現代科學”之出現雖然是由一次突破性的飛躍所導致，但在性質上仍與古希臘科學同條共貫。所謂“兩次革命”，指運用精確的數學以量化自然界的研究，天文學和物理學便是其中成績最為卓著的兩個部門。通常我們用“科學革命”一詞來指稱十六、十七世紀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但作者特別提醒我們：十六、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已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則在古代希臘，即柏拉圖接受了畢達哥拉斯教派對於數學的無上重視，在他的“學園”中全力推動數學研究以探求宇宙的奧秘。其中細節見本書第四章，這裡毋須贅言。我認為作者這一提示非常重要，因為這一點正是西方科學傳統的靈魂所在。而且作者這一說法決不是向壁虛構，前人也早有見及者，不過沒有像作者表達得這樣一針見血罷了。例如柯林武德（RG Collingwood）在《自然的觀念》一書中便特別提出“自然科學中的畢達哥拉斯革命”（“the Pythagorian revolution in natural science”）並闡明其何以獲得驚人的成功。
上面分析作者對於西方科學的特徵所作的種種描述，似乎可以用一句話加以概括，即“自然世界研究的數學化”，因為在西方一般相關文獻中“數學化”（“mathematicization”）一詞常常是和科學分不開的。甚至在社會科學的領域，經濟學因為數學化比較成功，才被承認具有較高的“科學的身份”，而非社會學或政治學所能企及。
西方科學既以“數學化”為其最主要的特徵，則它與中國的科學傳統自始即分道揚鑣。這一巨大差異在中西數學上便有極清楚的表現，本書“導言”已涉及此點。明末徐光啟曾由利瑪竇口授譯出《幾何原本》前六卷，他在比較中國《九章算術》與西方數學之後指出“其法略同，其義全闕”。本書作者解釋這兩句話說：中國與西方數學的根本差別，即前者只重程序（即所謂“法”），而不講究直接、詳細、明確的證明（即所謂“義”）……
其實我們也可以換一個角度，說“法”指計算的技術，而“義”則指原理。中國計算技術往往是相應於公私生活中的實際需要而發展起來，但數學原理則似少有問津者。所以徐光啟因《九章算術》而發出“其義全闕”的感嘆。我們只要一檢其中自“方田”、“粟米”以至“商功”、“均輸”、“方程”各章的實例，對此便可了無疑義。不但數學如此，醫學亦然：陳寅恪說“中醫有見效之藥，無可通之理”，與徐光啟的話恰可互相印證。
徐光啟雖然如作者所云對西方數學“心悅誠服”，但他是否充分了解數學在西方科學傳統（當時方以智稱之為“質測之學”）中的至尊地位，則尚待進一步探討。一般地說，中國學人遲至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才對這一方面獲得比較清楚的認識，如馮桂芬（1809-1874）與李善蘭（1810-1882）兩人當可為其代表。這是因為他們都研究西方數學而卓有成績的緣故。馮氏在《校邠廬抗議·採西學議》中明確指出：數學為西學之源頭所在，格致諸學皆由此出。李氏則代表當時西方數理在中國的最高水平：他和威烈亞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合作，譯完《幾何原本》其餘部分（卷七至十五），於1858年以《續幾何原本》的書名刊行；此外還有多種有關數理的譯著問世，並已開始翻譯牛頓的《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定名為《奈端數理》），可惜未能終卷。由於他的造詣最高，為西方在華專家所特別推重，所以清廷設同文館，聘他為數學總教席，在任共十三年（1869-1882）。李善蘭（字壬叔）是一位數學天才，他的朋友王韜（1823-1897）記他的話，說：壬叔謂少於算學，若有天授，精而通之，神而明之，可以探天地造化之秘，是最大學問。
這幾句話證明他對西方數學與自然科學的關係已有透闢的認識了。但達到這種理解並非易事。王韜雖自稱在“西館十年，於格致之學，略有所聞”，但仍不能接受李氏對“算學”的評價；囿於中國傳統的觀念，他竟說：“算者六藝之一，不過形而下者耳。”不過與當時一般士大夫相比較，王氏的識見已遠為超出。試看下面的故事：
清晨，湖南樊吉山來訪。吉山名川……甚慕算法天文及讖緯佔望之學，以為泰西人素精於此，必有妙授。……予謂之曰：“西人天算，與中華所習術數不同，斷不可誤會也。”
可知在絕大多數中國士人心中，西方算學、天文是和讖緯、占星、望氣之類的“ 術數”屬於同一範疇的。王韜能立即指出這是“誤會”，足見他對西方“格致之學”雖未“入室”，至少已“登堂”了。
從以上所引明、清數學家對於西方數理的認識來看，則中國科學從未走上“數學化”的道路，其事昭然，已無爭論的餘地。從這一根本分歧出發，讓我表示一下對於所謂“李約瑟問題”的看法。
首先必須聲明，我對“李約瑟問題”的觀點基本上是和作者一致的。作者引了幾位西方科學史家對於這個問題的負面評論，我讀來並不感覺這是西方中心論的偏見。相反的，把西方科學傳統理解為西方文化整體的一個有機環節，是很有說服力的。另一方面，李約瑟在他的不朽巨構中發掘出無數中國科技史上的重要成就，自然是有目共睹，但這些成就大體上仍不脫徐光啟所謂“其義全闕”的特色。這當然是由於中國過去關於技術的發明主要起於實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若與西方相較，中國這許多技術發明的後面，缺少了西方科學史上那個特殊精神，即長期而係統地，通過數學化來探求宇宙的奧秘。所以中國史上雖有不少合乎科學原理的技術發明，但並未發展出一套體用兼備的系統科學。李約瑟討論中國科學思想的進展，特別推重“道家”的貢獻。他似乎不曾注意，莊子既主張“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又表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這兩種態度兩千多年來影響士人的求知的取向極大，而適與西方科學精神互相鑿枘。如果一定要在中國思想流派中找出一家與西方科學精神最相近的，我個人認為只有程、朱一系“格物致知”的理學足以當之。其中朱熹尤其值得注意，他自記“某五六歲時，心便煩惱：天體是如何？外面是何物？”可見他的好奇心最早是從“六合之外”開始的。這樣的心理傾向若在西方的文化環境中很容易走上自然科學的路。明、清中國學人用“格物致知”來翻譯西方的“科學”，可以說是順理成章的事。但理學畢竟是中國文化的結晶，其終極關懷仍落在“六合之內”，也就是“人間世界”的秩序。關於這一點，我已詳論之於《朱熹的歷史世界》，這裡不必涉及。總之，我認為中國沒有產生系統的科學，其一部分原因是和中國文化和思想的取向密切相關的。
中西對自然現象的探究既然自始便“道不同，不相為謀”，則所謂“李約瑟問題”只能是一個“假問題”（“pseudo- question”）。我們可以用“科學”一詞指所有關於自然現象的探究。在這一最寬鬆的定義下，我們當然可以說“西方科學”、“中國科學”。但事實上，中、西這兩種“科學”同名而異實；二者並不能用同一標準加以測量或比較，也就是“incommensurable”的。這好像圍棋和象棋雖同屬於“棋” 類，卻是完全不同的兩套遊戲。“李約瑟問題”說：中國的“科學”曾長期領先西方，但十六世紀以後“現代科學”在西方興起，於是將中國遠遠拋在後面了。這無異於說，某一圍棋手的“棋藝”曾長期領先某一象棋手，但今天后者的“棋藝”突飛猛進，已遠遠超過前者了。通過“棋”的模擬，我們不必再多說一句話，已可知“李約瑟問題”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中、西“科學”之間無從發生“領先”與“落後”的問題。“中國科學”如果沿著自己原有的軌道前進，無論如何加速，也不可能脫胎換骨，最後和以“數學化”為特徵的西方“現代科學”融合成一體。
今天一提及“科學”這一概念，我們立刻想到的必然是西方的現代科學，而不是中國過去的“四大發明”之類。“五四”時代中國知識人熱烈歡迎“賽先生”，也正是因為他代表著西方文化的精粹。在這一意義上，中國過去並沒有一種系統的學術相當於西方的“科學”並足以與之互較長短。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要稍稍檢查一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問題的癥結便無所遁形了。《提要》二百卷，其中只有“子部”的“農家”、“醫家”和“天文算法”六卷可以劃入“自然科學”的總類之中，但以《提要》而言，這三科不但分量較輕，而且處於中國學術系統的邊緣。分析至此，我們必須回顧一下“李約瑟問題”的一個基本預設。前面已指出，李約瑟預設中國傳統中的“科學”和西方“現代科學”是同一性質的，不過相比之下遠為“落後”而已。所以他才強調，中國傳統“科學”最後必然匯合於西方“現代科學”之中，如“百川朝宗於海”一樣。這個預設究竟站不站得住呢？如果僅僅空言論辯，問題當然永遠得不到答案。但幸而有一種客觀的歷史事實為我們提供了解答的途徑，即西方“現代科學”傳入中國以後，它和中國原有的“科學”之間究竟存在著何種關係。這一歷史事實得到澄清以後，我們才能對上述的預設有判斷的根據。這是一個大題目，自然無法在此展開討論。下面我僅引一個有趣的史例為證，便大致足以說明問題了。同治六年（1867）總理衙門決定在同文館中增設“天文算學館”，專授天文學和數學。這是西方現代科學正式進入中國教學系統的開始。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主持其事的恭親王（奕訢）和文祥最初建議翰林、進士、舉人都可以申請入學，讀了三年天文、算學之後，即予以“格外優保”的升官機會。但這個計劃一提出便遭到以倭仁為首的保守派的激烈反對。保守派所持的理由以下面兩點最值得注意：第一，西方的數學、天文學不過是一種“機巧”，甚至可以視之為“異端之術數”，不但不足以“啟衰振弱” ，甚至有害於“士習人心”。第二，“奉夷為師”，最後必將動搖士大夫的“忠君”意識。以這兩點理由為根據，倭仁及其支持者在北京發起了一場運動，阻止科舉出身的人報考“天文算學館”。他們成功地製造出一種氣氛，使士階層中人深以入同文館為恥，以致最後總理衙門在奏摺中抱怨：“臣衙門遂無復有投考者。”但保守派既不敢公開反對西方天文、數學的引進，那麼誰來接受這種教育呢？當時有一位御史提出下面的建議：止宜責成欽天監衙門考取年少穎悟之天文生、算學生，送館學習，俾西法與中法，互相考驗。
這條建議恰好涉及西方現代科學和中國本土科學之間的交涉問題，讓我稍作分疏。首先必須指出，保守派對於天文、算學既無知識，也無興趣。他們之所以提出“欽天監衙門”中的天文生、算學生，只是因為這是唯一以天文、算學為專業的技術人員，地位低下，與科舉正途中的“士”相去天壤。他們以“欽天監衙門”的天文、算學代表“中法”，尤其是無知亂道；他們似乎不知道明、清之際天文、算學早已接受了耶穌會教士傳來的“西法”。湯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即是順治時期的欽天監。換句話說，保守派的建議完全出於貶抑西方天文、數學的動機，即視之為一種技術，不值得“士”階層中人去浪費時間。所以“ 西法與中法，互相考驗”不過是一句門面語，其中絕無倡導中、西兩種“科學”交流之意。
如果從官方設立天文算學館的角度出發，問題便更清楚了。此館是在外籍顧問丁韙良（WAP Martin）和赫特（Robert Hart）影響下成立的，赫特並於1866年為館中聘來了兩位歐洲教席。但“天文算學館”的範圍一直在擴張，除了天文、算學兩門外，還增設了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及人體解剖學等；這些西方現代的新興學科在中國傳統的學術系統中是找不到相應的部門的（中國原有的“物理”一詞，與西方physics根本不能混為一談）。
“天文算學館”的建立清楚告訴我們，中國自始即把西方現代科學當作全新事物而加以吸收。無論是中國主持人或西方顧問都沒有考慮到中、西兩種“科學”研究的傳統應當如何接軌的問題。嚴格地說，只有明、清之際數學領域中曾發生過所謂“中法”和“西法”的交涉，即《清史稿·疇人一》（卷五○六）所說：“泰西新法，晚明始入中國，至清而中西薈萃，遂集大成。”但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傳來的現代“天文、算學”則又遠遠超出過去的成績。例如同文館的算學總教席李善蘭，曾與偉烈亞力合作，譯了許多有關天文、代數、解析幾何等最新的專著；他十分興奮，對朋友說：當今天算名家，非餘而誰？近與偉烈君譯成數書，現將竣事。此書一出，海內談天者必將奉為宗師。李尚之（按：李銳，1765-1814）、梅定九（按：梅文鼎，1633-1721）恐將瞠乎後矣。
這幾句私下談話最能反映出李善蘭已完全信服了西方現代的天文學和數學，因此才毫不猶豫地斷定有清一代最負盛名的梅、李兩人在此一領域中“ 恐將瞠乎後矣”。李善蘭在這裡所表明的恰恰是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國人接受西方現代科學的典型態度：全面擁抱西方最新的天文學和數學，但不再重彈“中法”、 “西法”互相“印證”的舊調。換句話說，這是在科學領域中進行最徹底的“西化”。而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以往的業績，包括“天文算學”在內，都已處於若有若無的邊緣地位。當時士大夫幾無不視科學及科技為西方所獨擅，因此才有“西學”這一專詞的出現，從馮桂芬的《採西學議》到張之洞的“西學為用”都是如此。他們並不認為中國也有一套可以與“西學”分庭抗禮的“科學”遺產。相反的，只有對科學完全無知而又敵視的保守派才會製造出“西學源出中國說”的奇談怪論。
為了從歷史角度加強本書作者對於“李約瑟問題”的質疑，上面我特別藉著同文館設立“天文算學”的例案，來觀察西方現代科學傳入中國的方式。與十七、十八世紀的情形不同，中國原有的科技成就在西方最新的發現和發明面前已“瞠乎後矣”，因此並未發生多少接引的作用。李約瑟所想像的“百川朝宗於海”的狀況根本未曾出現。十九世紀晚期以來科學在中國的發展史事實上便是西方科學不斷移植到中國的過程，從局部一直擴展到全方位。今天中國的科學教育已完全與西方接軌了，在第一流的中國大學中，直接採用西方原作或者譯本作為教科書，是很普遍的。在這個明顯事實的面前，“李約瑟問題”已失去了存在的根據。
以上是我對於本書學術價值和意義的一些初步體認。限於精力和時間，我只能就一二大關鍵處稍申所見，以響應作者的孤懷宏識。下面我要把我所認識的作者，他的為人與為學，介紹給讀者，稍盡一點知人論世的責任。我的介紹雖然是從老朋友的立場出發，但仍將本於史家直筆之旨，決不作虛詞溢美。
我最初認識方正，是由陳伯莊先生（1893-1960）介紹的。伯莊先生是和趙元任、胡適同屆（1910）的庚款留美學生。他早年讀化學工程，中年以後則轉而研究經濟學、社會理論、哲學等，因此他曾自比為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並頗以此自豪。晚年在香港他廣泛閱讀西方人文、社會科學的最新名著，並常常邀約青年人和他一起交流讀書經驗。我便是在這種情況下成了他的一個忘年之交。1959年底他擬定了一個西方名著翻譯計劃，到美國來尋求有關作者的合作，哈佛大學是他最重要的一個訪問站。他一見面就說，他要介紹一位非常傑出的小朋友給我。這位小朋友便是方正，當時正在哈佛讀本科，大概還不到二十歲。
訂交之始，方正在我心中留下的最深刻、最難忘的印像是他一身結合了相反相成的兩種品質：一方面他朝氣蓬勃，對於人生和學問都抱著高遠的嚮往；另一方面無論在思想或情感上他都已達到了非常成熟的境地，遠遠超過了他的實際年齡。儘管我們之間相差九歲，但卻一見如故，自然而然地成為無話不談的朋友。伯莊先生為什麼那樣熱心地介紹我們相識，我也完全明白了。
方正早已選定了物理學作專業。但與絕大多數理科少年不同，他對人文學科一直保持著深厚的興趣。我記得他當時選修了康德知識論的課程，曾多次和我談到他的理解與心得。此外他知道我比較欣賞柯林武徳的歷史哲學，也時時上下其議論。也許是由於家學的關係，他在中國文史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基礎。如果我的記憶不錯，明末遺老顧亭林、黃梨洲也曾成為我們的話題之一。總之，方正年甫弱冠而竟能在科學與人文之間取得如此高度的均衡，他的心靈成熟之早，可想而知。但最能表現他的成熟的，則是他學成回香港就業的決定。他很早便和我談及畢業後的去留問題。他說，他修完博士學位以後，不擬在美國就業，寧願回到香港去從事教學與研究。五十年前物理學在美國正盛極一時，工作機會俯拾即是，因此外國學生畢業後留下來的不可勝數，方正卻偏偏要賦歸去。我問他為什麼作出與時風眾勢適相逆反的決定？他說，他曾經細細考慮過，深感他留在美國不過是趕熱鬧，但回到香港則可以發生更大的作用，使最先進的科學有機會在亞洲發芽茁長。他說這話時大概剛剛進研究院，其立身處世之節概與形勢判斷之明確，於此可見一斑。
我再度與方正聚首已是十幾年後的事了。1973至1975年我從哈佛告假兩年，回到母校新亞書院工作，方正那時已在中文大學物理系任教。這次共事的機緣才使我對他獲得更全面的認識。1974至1975學年，大學在香港政府的壓力之下成立了一個“大學改制工作小組”，組員十餘人，他是其中最年輕的一位。小組每周至少聚會一次，整整持續了一年之久。方正在這一長期討論中充分展露了多方面的才能和知識。在質詢行政各部門首長的過程中，他提出的問題最為鋒銳，並且往往一針見血。這說明對於中文大學的現行結構及其運作，他平時早有深刻的觀察，因此才胸有成竹。在改制建議方面，他在口頭陳詞之外還寫過幾篇內容豐富的備忘錄，顯示了關於現代大學理念的睿見。前面說過，少年時期他在科學與人文之間的均衡發展早已使我驚異，現在他剛入中年，卻又表現出另一種均衡：即一方面能從事高深的學術研究，另一方面又能承擔起學術領導的工作。這也是兩種相反相成的品質，相當於西方的所謂vita contemplativa和vitaactiva，集結於一身更是難上加難。
我自信以上的認識雖不中亦不甚遠，而且方正以後的事業發展也印證了我的觀察。1977年香港中文大學改制以後，他成為行政部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他選擇了中國文化研究所作為他在中大的最後一片耕耘之地，更充分體現了科學與人文的交流以及研究與領導的合一。
《繼承與叛逆》是一部體大思精的著作，我們對於它的作者多認識一分，也許便能對此書的價值與涵義獲得更深一層的理解。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