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叫中國＂支那＂，而中國給日本起了10個名字，使日本恥辱至今；國名稱謂，從來無關文字遊戲，而是國家主權、民族尊嚴與歷史正義的直接體現。近代百年，日本執意用“支那”二字，對中國進行系統性的人格與國格羞辱，這是刻在中華民族骨血里的傷痛。而縱觀千年歷史，中國賦予日本的各類稱謂，無一不是基于史實、源于行徑、直擊本質。
時至今日，日本右翼仍在篡改歷史、延續惡意，稱謂之爭的背后，是侵略本性的頑固，是民族底線的碰撞。我們不煽情、不虛構，只用鐵一般的事實，講透這段不容篡改的歷史。
“支那”是軍國主義的罪惡符號
“支那”一詞本源無貶義，卻在近代被日本軍國主義徹底污名化，成為針對性羞辱中國的工具。據中國外交部史料、國家檔案館公開文件證實，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擁有了國際公認的正式國號，世界各國均遵循外交準則予以承認，唯獨日本刻意刁難。
1913年日本內閣正式下發內部文件，強制要求在官方文書、軍方檔案、媒體報道中，一律使用“支那共和國”，僅在對外條約中被迫使用“中華民國”，這是公然否定中國的國家主權，是赤裸裸的外交霸凌。侵華戰爭十四年，“支那”成為日軍侵略的標配詞匯，支那派遣軍、支那事變等稱謂，伴隨著屠刀與戰火，烙印在每一寸受難的國土上。
據二戰盟軍總部解密檔案記載，1946年，經中美英蘇四國聯合審定，認定“支那”為種族歧視性詞匯，強制勒令日本政府全面禁用，這一屈辱符號才退出官方舞臺。而這份惡意從未消失，2025年日本防衛省白皮書、防衛大學教材，仍多次出現“支那事變”等違規表述，刻意美化侵略、淡化罪責。
新華社、人民日報連續刊發評論嚴正批駁，中國外交部兩次提出嚴正交涉。歷史的傷疤尚未愈合，日本右翼便急于翻案，足以證明其毫無反省之心。與日本惡意篡改詞匯不同，中國對日本的所有稱謂，均有正史、文物、考古實證，全程客觀公正。
從東夷、倭、倭奴，到扶桑、東瀛、日本，再到倭寇、東洋、小日本、日本鬼子，十個稱謂貫穿古今，見證了中日兩國的交往與交鋒。東夷是先秦對其最早的地理泛稱，倭與倭奴是漢王朝正式冊封的名號，有金印為證；扶桑、東瀛是古人詩意的代稱。
《漢書·地理志》是中國正史首次記載日本，以“倭人”稱之，僅為地理指代，無任何貶義。公元57年，東漢光武帝冊封倭奴國，賜漢委奴國王金印，該印現珍藏于日本福岡市博物館，是中日官方交往的鐵證，日本史學界公認無疑。
到了明代，劫掠沿海的日本浪人被稱作倭寇，成為侵略者的代名詞；近代以來，東洋、小日本、日本鬼子接連而來，字字都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罪行換來的歷史定論，字字都刻著民族血淚，成為日本至今無法抹去的恥辱印記。
隋唐時期，日本仰慕華夏文明，遣唐使數次上書，請求更改國名。《舊唐書·東夷傳》明確記載，武則天準奏，正式定名為“日本”，意為日出之地。
也就是說，日本如今的國名，是中國古代王朝冊封認可的結果，這是無法辯駁的歷史定論。從東瀛、扶桑到東洋，這些稱謂或是詩意代稱，或是地理描述，中華文明始終以包容之心相待，與日本的狹隘陰毒，形成了天壤之別。
倭寇、鬼子是日本惡行的自我烙印
中國對日本的貶義稱謂，從來不是無端挑釁，全是其侵略行徑換來的歷史定評。明朝年間，日本武士、浪人勾結沿海海盜，連年劫掠東南沿海，屠戮百姓、焚毀村鎮，《明史·戚繼光傳》《明實錄》均有詳實記錄，“倭寇”一詞，是對其海盜本性的真實定義。
全面抗戰爆發后，日軍制造南京大屠殺、731部隊細菌戰、強制慰安婦等反人類罪行，罄竹難書，“日本鬼子”成為全體中國人民對侵略者的共同控。
1930年南京國民政府正式向日本遞交外交照會，嚴正要求廢除“支那”稱謂，否則拒絕接收任何外交文書，這是中國官方第一次強硬反擊稱謂羞辱，彰顯了寧折不彎的民族氣節。
這些稱呼，承載著千萬同胞的血淚，是歷史給日本的定性，不是情緒宣泄，而是鐵證如山的評判，任何洗白都蒼白無力。
當下挑釁不斷，今日惡果皆為自食
稱謂之爭，延伸到當下，就是日本右翼對歷史的全面背叛。2026年開年以來，日本政客多次參拜靖國神社，公然為戰犯招魂。同時在臺海、東海問題上頻頻挑釁中國核心利益，這與當年用“支那”羞辱中國的邏輯一脈相承，不承認歷史，不尊重中國，妄圖重拾軍國主義野心。
據中國駐日本大使館2026年2月安全通報顯示，受日本右翼輿論煽動，日本境內針對中國公民、華人商鋪的歧視性事件、暴力滋擾事件同比大幅上升，使館連續發布安全提醒。
與此同時，日本文部科學省審定的新版教科書，進一步篡改侵華歷史，刪除慰安婦、南京大屠殺關鍵表述，這是對歷史正義的公然踐踏。
我們對日本的稱謂，從不是刻意羞辱，而是對其頑固本性的清醒認知。日本越是回避歷史、挑釁中國，就越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這是因果循環，更是歷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