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和社會是海洋精神的根基，海洋精神向經濟和社會的滲透和轉化，為宋元海洋精神的發展和昇華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和堅實的基礎。
一、泉州港的繁榮與鼎盛
泉州坐落在我國東南，倚山面海，地處南亞熱帶海洋性季風氣候區域，夏秋多吹東南風，冬春則多西北風，在靠風帆推進的航海時代，給海上往返的船舶帶來了寶貴的動力。泉州的地形大勢為西北高而東南低，流貫全境的晉江、洛陽江不僅是泉州遠古文明的搖籃和農田水利之淵藪，而且是泉州港溝通腹地和揚帆海外的大動脈。圍繞著泉州的漫長海岸線，既有突出的半島，又有曲折入內地的港灣，還分佈著星星點點的島嶼，整個海岸線呈S形輪廓。因此，那被岬角掩護的港灣和寬敞的入海河口，為舟楫的航行提供了許多躲避風浪、安全碇泊、便於貨物裝卸的口岸。從地理概念上說，古泉州港包括了位於晉江入海口的泉州灣和它南面的深滬灣、圍頭灣。在這廣袤的港灣中，自北而南，分佈著一個又一個支港，有洛陽、後渚、法石、蚶江和祥芝、永寧、深滬、福全以及金井、圍頭、石井、安海等，故泉州港向有“三灣十二支港”之稱。
圖／泉州市舶司遺址碑（成冬冬攝影）
伴隨著宋王朝對外開放政策和福建經濟社會的快速崛起，泉州港海外交通貿易煥發出更大的活力，發展速度不斷加快。到北宋前中期，泉州港已經是一個“有蕃舶之饒，雜貨山積”的繁華港口。此時的泉州海外交通貿易雖不及廣州之盛，卻居於杭、明二州之上，成為全國第二大海港。正是鑒於這樣的發展勢頭，北宋政府於元祐二年（1087）在泉州正式增置福建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諸國物貨航舶而至者”（〔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一，市舶司），“掌蕃貨海舶征榷貿易之事，以來遠人，通遠物”（〔元〕脫脫等：《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職官志七，提舉市舶司）。市舶司的設立，在泉州歷史或是中國對外貿易史上都是一件大事，標誌著泉州進入我國最重要的海外交通貿易港的行列，泉州港亦進入全面繁榮發展時期並在海外交通貿易方面的地位迅速趕上廣州。“況今閩粵莫盛泉山，外宗分建於維城，異國悉歸於互市。”（〔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百三十，福建路，泉州，四六，引〔宋〕陳讜《賀韓尚書》）
“蒼官影裡三州路，漲海聲中萬國商。”（〔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百三十，福建路，泉州，詩，引〔宋〕《清源集·李文敏》）宋代泉州港海外貿易的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貿易形式多樣化。不但有以朝貢形式出現的政府間貿易，還有垂涎於奇珍異寶和暴利的權貴官僚私牟貿易，更多的是以發財致富和謀求生計而興販海外的民間貿易。二是貿易地區相當廣泛。據《雲麓漫鈔》記載，南宋中期常到泉州貿易的海外國家或地區有30多個。另據曾于嘉定至寶慶間（1208—1227年）任福建路市舶提舉的趙汝適《諸蕃志》記載，這一時期同泉州發生貿易關係的國家或地區不下60處，其範圍包括今天的東亞、東南亞、南亞、西南亞以及非洲的廣大地區。三是貿易商品種類繁多，“物貨浩瀚”（〔元〕脫脫等：《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職官志七，提舉市舶司）。輸出貨品大致可分為陶瓷器、紡織品、金屬及其製品、農副產品，以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藥材、文化藝術品、化妝品和桐油等，其中以瓷器和絲綢最多，故有“海上絲綢之路”“海上瓷器之路”之稱；輸入貨品亦達400餘種，主要有寶貨、香料、藥物、布帛和雜貨等，其中以香料和藥物為最大宗。
至元代，泉州港進入鼎盛時期，成為梯航萬國的世界第一大港，中外商品的集散地。泉州港的極盛，吸引了中世紀歐洲四大遊歷家馬可波羅、鄂多立克（即和德理）、馬黎諾裡和伊本·白圖泰的蒞臨。在這裡，馬可·波羅看到的是“此城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商人商貨聚積之多，幾難信有其事”（［意］馬可·波羅著，沙海昂注，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第二卷，第一五六章刺桐城（注甲），中華書局2004年）。
＊馬可·波羅畫像
＊伊本·白圖泰塑像
伊本·白圖泰則評價道：“該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內停有大艟克約百艘，小船多得無數。”（［摩洛哥］伊本·白圖泰：《伊本·白圖泰遊記》，馬金鵬譯，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45頁）國內文獻也高度稱讚說泉州“水陸據七閩之會，梯航通九譯之重”（〔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百三十，福建路，泉州，四六，引《譙樓上樑文》）；“泉本海隅偏藩，世祖皇帝混一區宇，梯航萬國，此其都會，始為東南巨鎮……一城要地莫盛于南關，四海舶商諸蕃琛貢，皆於是乎集”（〔清〕黃任等：《乾隆泉州府志（一）》卷十一，城池，引《莊彌邵記》）；更有兩次從泉州附舶東西洋的傑出民間航海家汪大淵，以親身經歷寫就的《島夷志略》，記述了元代與泉州發生海道貿易的國家或地區（除澎湖外）達到98個，比宋代《諸蕃志》記載的增加了30-40個之多。此外，由於元代便捷的海陸交通，泉州同國內其他市場的聯繫也十分密切，不少遠地貨物紛紛聚集於泉州港，遠銷海外，而數量浩瀚的進口商品，也被轉販於國內其他市場，形成國內最大的中外商品集散地。元代的泉州港城市繁雄、蕃商雲集、帆檣如林，真所謂“泉據南海津會”，“萬貨山積來諸蕃，晉江控扼實要關”（〔元〕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卷五十五，總管王公神道碑銘），達到空前絕後的輝煌。
二、圍海造田及灘塗鹽鹼地改造
福建地處我國東南沿海，負山枕海，平原極少，海域遼闊，素有“東南山國”之稱。“閩之為郡，山多田少，地狹人稠，豐年樂歲，尚有一飽不足之憂。”（〔清〕徐松：《宋會要輯稿》，瑞異三之三○，水災）在這種自然條件下，要養活眾多的人口並非易事，出路只有一個：向山要田，與海爭地。
“海田”（亦稱埭田），王禎《農書》稱之為“塗田”，系指對濱海灘塗地的圍墾，是宋代福建擴大耕地面積的重大舉措。宋代，福建沿海開發圍墾活動呈逐漸活躍態勢，有關圍墾情況的記載在各地方誌書裡俯拾即是。如在沙州和沼澤較多的興化軍莆田縣，“有陂塘五所，勝壽、西街、大和、屯前、東塘，自來積水灌注塘下沿海鹹地一千余頃為田，約八千餘家耕種為業”（〔宋〕蔡襄：《蔡忠惠公文集》卷十八，劄子，乞複五塘劄子）。僅此一項，受益農家每戶平均可得12.5畝的稻田。在北洋，通過修建三步泄、濠塘以及蘆浦、陳壩和慈壽各斗門，“向之鹹地悉為沃壤，不知其幾十萬頃也”(〔宋〕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二，記，義勇普濟吳侯廟)。劉克莊記載的數未免誇大（南北洋至今平原耕地僅有二十余萬畝），但也說明當時莆田北洋已基本得到了圍墾。除興化軍外，其他沿海州軍也都開展了大規模“海退淤田”圍海造田工程，其中福州的成績尤為突出。據淳熙《三山志》記載，當時福州諸縣已有海田“一千二百三十頃有奇”，圍海堤壩“長五千六百二十丈”(〔宋〕梁克家：《三山志》卷十二，版籍類三，海田)，出現“興修田土，惟福州為多”〔宋〕梁克家：《三山志》卷十二，版籍類三，沙洲田。的時評和“海舶千艘浪，潮田萬頃秋”(〔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百二十八，福建路，福州，福州詩，引〔宋〕鮑祗《詠長樂縣》)的吟詠。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福建沿海圍墾，無論是規模還是範圍，都是前所未有的，同時在全國也位列先進，所創建的海田，比兩浙路的塗田規模還大。正由於“築堤障海以為田”，沿海百姓始得“向之斥鹵變為膏腴”(〔清〕黃任等：《乾隆泉州府志（一）》卷九，水利，同安縣)，社會各項事業才得以又好又快地發展。考慮到北宋元豐年間（1078—1085年）福建路官民田合計只有110 914頃，僅占全國耕地頃數（4 616 556頃）的2.4％左右，宋代墾田熱在推動福建發展上厥功至偉。如僅福州一地，墾田數從閩國宋初時期的14 143.16頃增至南宋淳熙年間的42 633.18頃，200年間可耕田增加了2倍，真可謂“萬工填巨海，千古作良田”(〔宋〕梁克家：《三山志》卷十六，版籍類七，水利，福清縣，引郭按田詩句)。
由於圍墾意識和生產技術的不斷進步，使福建沿海的大片灘塗得到開發利用，加快了沿海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從宋代開始，以福州、莆田、泉州、漳廈四個平原為主的沿海地區，逐漸成為福建政治、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其中孕育的海洋精神值得今人關注和深思。
三、鹽業的勃興與海鹽曬法的出現
福建雄踞我國東南沿海，海鹽歷來是民眾不可或缺的生活和生產資源。宋元福建在創新技術的推動下，海鹽生產得到迅速發展，成為我國六大海鹽產區之一。
受歷史因素和王朝更替影響，宋初福建海鹽的產量較低，甚至需要從浙江進口食鹽。好幾種史料在提到北宋初福建路產額時，都只載福州長樂、福清等屬縣的“祖額”每年100300石（〔清〕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三之三四；〔元〕脫脫等：《宋史》卷一百八十三，食貨志下五，鹽下），從仁宗天聖年間（1023—1032年）開始，福建鹽業呈現快速增長態勢，“福漳泉州、興化軍皆鬻鹽，歲視舊額增四萬八千九百八石”（〔元〕脫脫：《宋史》卷一百八十三，食貨志下五，鹽下），見於文獻記載的產鹽地，除福州屬縣外，增加了晉江、同安、惠安、龍溪、漳浦等縣的鹽場或鹽亭，神宗時（1068—1085年）又設福清海口倉、長樂嶺口倉、莆田涵頭倉以統收閩鹽。
從北宋中期到南宋初，閩鹽產量的確是呈直線上升趨勢。天聖六年（1028），僅長樂、福清兩縣產量合計就達571.8萬餘斤（〔清〕徐松：《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三之三四），比原福州六縣的“祖額”還多。崇寧三年（1104）福建路產額更高達2540萬斤，是宋初的五倍多。南渡後，因產量最大的淮鹽產區被金兵佔領，兩浙產區也因受戰亂影響而產量大幅度下降，所以宋朝廷對閩鹽更加依賴和重視，至紹興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1153—1156），福建年產額達到3000萬斤，攀上歷史新高峰。紹興以後，由於鹽法混亂，私鹽興熾，官鹽積壓，福建鹽業生產能力受到影響，產量始終在1600萬—2000萬斤之間徘徊，不過與福建歷史和全國同期比較，仍保持較高的生產水準。
元朝有海口、牛田、上裡、惠安、潯美、州、浯州等7處鹽場，不斷擴大在閩的海鹽生產，產量也隨之不斷攀升。特別是至元十三年至至大四年（1276—1311年）的短短36年裡，賣鹽引數從6055引猛增至130 000引（〔明〕宋濂等：《元史》卷九十七，食貨志），官府手中掌握的鹽數高達5200萬斤（每引按400斤計算），是南宋最高產額的1.73倍。實際上，由於私鹽氾濫，元代福建鹽產量遠高於官方的這一統計數字。
宋元福建之所以能在全國產鹽區中脫穎而出，與擁有先進的制鹽技術密不可分。
四、中外藥物交流的興盛
作為中國乃至世界的最大彙集地，宋元泉州港中外藥物交流的興盛，不僅體現在交流時間、形式、地區和數量等形式要素上，而且突出表現在交流內容這一實質要素方面。在入宋至元的400多年裡，泉州港中外藥物交流幾乎得到不間斷的持續發展，並在宋末至元達到歷史的鼎盛。
一是在交流形式上，既有官方參與，又有民間往來。官方交流大體可分為“朝貢”“賜與”和博買兩種基本形式，如建隆三年（962）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入貢“象牙二十二株、乳香千斤”(〔元〕脫脫等：《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外國五，占城傳)，元豐二年（1079）應高麗（今朝鮮半島）國王之請，宋政府曾“賜藥一百品”以及牛黃、龍腦、朱砂、麝香、杏仁煮法酒等若干（［朝鮮李朝］鄭麟趾：《高麗史》卷九）。當“朝貢”“賜與”這種政府貿易形式難以滿足需要時，朝廷往往派人到海外或通過市舶司博買方式加以解決，如乾道三年（1167）南宋政府特撥二十五萬貫給福建市舶司，“專充抽買乳香等本錢”（〔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二九，市舶司）。當然，宋元時期中外藥物交流的主管道是民間貿易，無論是南宋趙汝適的《諸蕃志》，還是元末汪大淵的《島夷志略》，都有大量關於民間藥物交流的記載。1974年泉州灣後渚港出土的一艘滿載外來藥的南宋海船，則是泉州商人到海外大量採購進口藥物的實物證據。
圖／泉州灣後渚港宋代沉船發掘現場圖（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供圖）
二是交流地區廣、數量大。自宋至元，經泉州港與我國進行藥物交流的國家或地區，不僅數量不斷增多，而且地域亦不斷擴大。據統計(肖林榕等：《宋元時期泉州港中外藥物交流》，《福建中醫藥》1988年第6期)，成書於1206年的《雲麓漫鈔》記載有中外藥物交流的國家或地區26個，1225年的《諸蕃志》有33個，1349年的《島夷志略》達66個，地域範圍也從宋代的朝鮮、日本和東南亞、印度半島、印度支那半島、馬來半島、阿拉伯半島，擴大到元代的非洲北部及東岸沿海地區。
伴隨著交流地區日益廣泛，中外藥物交流數量亦不斷增加。據史料記載，南宋建炎四年（1130），朝廷在泉州僅抽買乳香一項就達八萬六千七百八十多斤(〔元〕脫脫等：《宋史》卷一百八十五，食貨志下七，香)；乾道三年（1167），占城（今越南中南部）運進泉州的商品中，僅香藥一項就有乳香、沉香等八種共十萬四千三百八十五斤八兩(〔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蕃夷七之五○，歷代朝貢)。後渚港出土的南宋海船中，單降真香、檀香、沉香等香藥木，未經脫水重達4000多斤。
三是交流內容廣泛。宋元時期經泉州港輸入我國的外來藥很多，其中以香藥為大宗，有腦子（即龍腦）、乳香（又名熏陸香）、沒藥（書中作末藥）、血碣（當作竭）、金顏香（又名金銀香）、篤耨香、蘇合香油、安息香、沉香（又名沉水香）、箋香（又名棧香、煎香）、速暫香、黃熟香、生香、檀香、丁香、肉豆蔻、降真香、麝香木、木香、梔子花、薔薇水、白豆蔻、胡椒、畢澄茄、龍涎香、南木香、沒香、蓽撥、海桐皮、烏犀骨、草豆蔻、片腦、破故紙、大腹、蓯蓉、河子、舶上茴香、益智子、官桂、朝腦、蘇和香、蘇木、石脂等。其他動植物和礦物藥品種還有檳榔、椰子、菠蘿蜜、沒石子、烏滿木、蘇木、吉貝、椰心簟、阿魏、蘆薈、新羅白附子、良姜、葫蘆巴、人參、松子、榛子、松塔子、放風、白附子、茯苓、珠子、硨磲、象牙、犀角、膃肭臍、翠毛、鸚鵡、玳瑁、黃蠟、珊瑚樹、硫黃、貓兒眼、朱砂、琥珀、硼砂、縮沙、水銀、石決明，等等。與前代比較，宋元藥物輸入不僅品種大為增加，而且像玳瑁、降真香這樣的傳統奢侈品，在宋代也被收入本草書以作藥用，成為宋元中外藥物交流的新成員。
經泉州港輸往海外的藥物主要有大黃、黃連、川芎、白芷、樟腦、幹良薑、綠礬、白礬、硼砂、砒霜及部分宋代已入中藥的轉口外來藥近百種。其中有些中藥，如川芎、白芷、朱砂、白礬等，宋以前不見有外傳記載，可能是自宋代才開始向海外運銷的。顯見，無論是傳統奢侈品藥品化，還是進出口新藥品的出現，皆是宋元泉州港中外藥物交流內容廣泛的最佳注腳。
以泉州港為核心的宋元中外藥物交流，在中外醫藥學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對交流各國醫藥事業的發展都有著積極的影響。宋元外來藥品原料與我國醫方、醫技相結合，從而產生許多經過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中藥品，豐富和發展了我國中醫藥。另一方面，作為承載醫學知識的特殊商品，中藥輸出不僅促進了當地醫藥事業的發展，而且增進了海外各國對中醫藥的認識，帶動了中國醫學的海外傳播。
五、海上絲綢之路及對世界文明的貢獻
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是物質文明帶動精神文明的突出表現，是宋元福建海洋精神向世界拓展的一次大膽嘗試。
1.海上絲綢之路及其建陽錦和刺桐緞
所謂“海上絲綢之路”，是與陸上絲綢之路相應的概念，是指古代中國與海外各國互通使節、貿易往來、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由於地理和經濟原因，宋元福建泉州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成為這一時期我國絲棉紡織品的生產和集散地。
關於宋元泉州港對外貿易狀況，南宋趙汝適的《諸蕃志》與元末汪大淵的《島夷志略》給我們留下了較為詳細的資料（見下表）。在這份對比清單中，絲綢和布匹始終屬大宗商品，所不同的只是地區和品色的差異。南宋中期泉州港對外絲綢貿易口岸只有14個，到了元末絲綢和布匹貿易口岸分別達到39和55個，數量成倍增加。至於商品種類，僅汪大淵在海外所見就達29個之多，其中既包括絹、生絹、纈絹、五色絹、五色纈絹、假棉、建陽錦、緞錦、錦綾、白綾、皂綾、絲帛、象眼以及白布、紅吉貝、五色茸等我國各地生產的紡織名品，也有來自海外諸國經泉州港中轉的麻逸布、闍婆布、西洋布、甘理布、塘頭市布、巫侖布、八丹布、八都刺布、八節那澗布、剌速斯離布等各種商品，可謂品色多樣，令人目不暇接。除整體狀況外，日本古文獻《朝野群載》卷二十還提供了一份泉州港海外紡織貿易的個案。據森克己書中記載，北宋時泉州商人兼綱首（即船長）李充曾多次赴日本貿易，其中僅崇寧四年（1105）一次就運載了“象眼肆拾疋（同匹）、生絹拾疋、白綾貳拾疋、磁垸貳百床、磁碟壹百床”。應該說，如此批次紡織品出口，在宋元時期的泉州港並不罕見。泉州港是名副其實的我國海上絲綢之路貿易大港。
泉州港海外貿易的興盛，無疑會加大紡織品的需求。福建先民緊緊抓住這一歷史機遇，開發出建陽錦和刺桐緞這類聞名海內外的絲織品牌。建陽錦以地而名，出自宋元時期的建甯府（路）建陽縣，故亦稱“建寧錦”。據王象之《輿地紀勝》記載，在宋代建陽織錦技術就聞名天下，織造的別具特色的“紅錦和綠錦”，其精美可與四川相比，故有“小四川”之稱。(〔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一百二十九，福建路，建寧，景物上，紅錦和綠錦)作為區域織錦中心，建陽錦在宋元海外貿易中同樣大顯身手。據《諸蕃志》卷上“渤泥國”記載，早在北宋時期，建陽錦就大量銷往渤泥（今加里曼丹島北部汶萊一帶）等地，到元代後期，汪大淵在真臘（今柬埔寨）仍可看到建寧錦的旺銷景象(〔元〕汪大淵著，蘇繼廎校釋：《島夷志略校釋》，真臘)，建陽錦對海外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為應對海內外對建陽錦的大量需求，建陽建立了數量眾多、規模龐大的織錦工廠，織錦工人沿溪河濯錦，留下了“濯錦橋”“濯錦溪”等歷史遺跡。
福建織緞歷史悠久。入宋以來，隨著海外貿易的興盛和織緞技術的大幅度提高，泉州及其腹地生產的“泉緞”（或稱泉州緞）享譽海內外，且“與杭州並稱一時之盛”(張星烺編注，朱傑勤校訂：《中西交通史料彙編（第二冊）》，中華書局2003年，第635頁)，成為朝廷賜贈和海上貿易的主要物品之一。1342年，元朝派遣使者至印度，在贈送印度國王的禮物中有精美綢緞五百匹，“其中百匹系在刺桐織造，百匹系在汗沙（今杭州）織造”(［摩洛哥］伊本·白圖泰：《伊本·白圖泰遊記》，馬金鵬譯，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53頁)。泉州古稱刺桐，因此泉緞往往以“刺桐緞”的名稱銷往海外市場。摩洛哥遊歷家伊本·白圖泰在其遊記中曾指出：泉州“是一巨大城市，此地織造的錦緞和綢緞，也以刺桐命名”(［摩洛哥］伊本·白圖泰：《伊本·白圖泰遊記》，馬金鵬譯，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40頁)。
2.盛況空前的海路瓷器貿易
在宋元，福建以生產大量物美價廉的外銷瓷器聞名於世。《諸蕃志》詳實記載了15個“博易用瓷器”的國家和地區，分有瓷器、盆缽、五色燒珠、青白瓷器、白瓷器之屬。《島夷志略》更記敘了泉州港“貿易之貨用瓷器”的盛況，當時陶瓷外銷所至之處，有分別屬於今日本、菲律賓、印度、越南、馬來西亞、印尼、泰國、孟加拉、伊朗等國家的50多個地區，貿易品種增加到青瓷花碗、（紫、四色、五色、黃紅、紅綠、青、紅）燒珠、粗碗、青白花碗、青白碗、青（瓷）器、大小水埕（埕甕）、粗埕、（青）盤、花碗、青白花瓷器、小罐、處（州）瓷器、大瓷等各屬。在這些外銷瓷器中，大部分是福建窯口燒制的。實際上，元代周達觀所著《真臘風土記》中曾明確記載輸往該國（即今柬埔寨）商品有“泉處之青瓷器”(〔元〕周達觀著，夏鼐校注：《真臘風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1年，第148頁)。顯然，“泉處青瓷器”是通過泉州港外銷的閩南地區窯品的泛稱。
大量海外考古發現也還原了宋元福建瓷器外銷的歷史狀況。在日本福岡市鐮倉時代（1185—1391年）的博多遺址中，出土了包括“珠光青瓷”在內的許多碗、碟、洗等同安窯系青瓷器，以及閩北大口、茶洋、華家山、社長埂等窯的青白瓷器(李知宴、陳鵬：《宋元時期泉州港的陶瓷貿易》，《海交史研究》1984年總第6期)；在福岡、松川等地還出土有晉江磁灶窯生產的“黃釉鐵繪花紋盤”和德化窯生產的“白瓷盒子”。在馬來西亞、印尼以及菲律賓等國家的博物館裡，陳列著許多當地出土的泉州宋窯軍持、瓶、盤、盒等。印度出土過泉州宋代的貫耳瓶，斯里蘭卡曾發現德化窯的蓮瓣碗和墩子式碗。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博物館收藏的1萬多件中國瓷器中，也有泉州宋代青瓷器。肯亞發現有安溪窯的宋代瓷瓶，而埃及早在11、12世紀的法帖梅時代，就輸入漂亮的德化瓷器了(莊為璣等：《海上絲綢之路的著名港口——泉州》，海洋出版社1989年，第39頁)。而坦尚尼亞沙蘭港以南317公里的基爾島出土的元代德化白瓷蓮瓣碗，則是迄今發現的福建瓷器銷路最遠的一例(馬文寬、孟凡人：《中國古瓷在非洲的發現》，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第116頁)。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海外大量出土的宋元福建瓷器卻很少在國內發現，顯見它們是專為外銷而燒造的。如德化碗坪窯和屈鬥宮窯生產的青白瓷印花盒，主要出土於菲律賓、紐西蘭、日本等國，國內極少發現(中國矽酸鹽學會：《中國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269頁)。德化的陶瓷設計師們還根據不同用途，設計出大盒、中盒、小盒、子母盒（大盒之中帶三個小盒）等多種式樣，款式上則有圓式、八角式、瓜棱式之別，加上盒蓋上幾達百種的豐富紋飾，可謂在青白瓷印花盒外銷方面做足了功課。
近年來我國水下考古發現也印證了800多年前福建陶瓷外銷的盛況。無論是廣東陽江海域發掘的“南海一號”，還是西沙群島的“華光礁1號”，都相繼出水了大量南宋福建陶瓷。特別是“南海一號”，經過2007年至2014年長達7年的保護發掘，已識別出船艙內超過6萬件層層疊疊、密密麻麻的南宋瓷器，主要由江西景德鎮窯系、浙江龍泉窯系、福建德化窯系、閩清義窯系和磁灶窯系等五大民窯瓷器構成(《“南海一號”發掘取得進展：超6萬件宋瓷重見天光》，《廈門日報》2015年2月1日)，這驗證了曾多次參與“南海一號”水下探挖的福建省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栗建安的預判：“從古沉船上前期探挖的出水古瓷器上看，大約有八成以上來自德化窯系、磁灶窯系、建窯系的福建產品。已出水的福建古瓷器數量多，種類多，品質好，是前所未有的。”(《建陽黑釉瓷驚現“南海一號”》，《廈門日報》2007年7月20日)的確，2001年水下考古隊曾從“南海一號”打撈出一批印花盒，後經到德化縣實地考證，確定這些陶瓷印花盒都是產自宋代德化蓋德碗坪侖窯。值得一提的是，“南海一號”出水文物中還有一些“喇叭口”大瓷碗“洋味”十足，與國內發現的同期產品有著很大差異。還有一些陶瓷首飾盒等物品，其式樣、造型及風格都與國內同類物品迥異，顯然是為國外客戶專門製作的。考古學家據此認為，早在千年之前，“來樣加工”這一國際商業合作及貿易形式就在中國出現了(《小艙竟藏4000多件文物》，《廈門晚報》2007年12月22日)。
圖／“南海一號”南宋沉船出土文物
1. 瓷器外銷對世界文明的貢獻
借助泉州港繁盛的“海上絲綢（陶瓷）之路”，以建窯為代表的黑釉瓷，以德化窯為代表的白瓷與青白瓷，以同安窯為代表的青釉瓷，以及以磁灶窯為代表的綠釉瓷和釉下彩等福建陶瓷器大量外銷，對海外人民生活和瓷業發展有著深遠影響，對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
史料記載，在中國瓷器輸入之前，貿易各國有著多種不同的飲食及其方式，但均無理想的飲食器具。登流眉國（今馬來半島）“飲食以葵葉為碗，不施匕筋，掬而食之”(〔宋〕趙汝適著，夏德與柔克義合注，韓振華翻譯並補注：《諸蕃志注補》卷上，登流眉國)；蘇吉丹（今印尼爪哇島的蘇吉丹）“飲食不用器皿，緘樹葉以從事，食已則棄之”(〔宋〕趙汝適著，夏德與柔克義合注，韓振華翻譯並補注：《諸蕃志注補》卷上，蘇吉丹)；勃泥國（今加里曼丹島北部汶萊一帶）“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為器，食畢則棄之”(〔宋〕趙汝適著，夏德與柔克義合注，韓振華翻譯並補注：《諸蕃志注補》卷上，勃泥國)；柬埔寨尋常百姓，做飯用“瓦釜”，做羹用“瓦罀”，以樹葉為碗，用菱葉為匙，取椰殼為杓。盛飯用的“瓦盤”還是從中國進口的(〔元〕周達觀著，夏鼐校注：《真臘風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1年，第165頁)。適用的器皿如此匱乏，中國瓷器備受歡迎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宋元福建外銷產品以日用之碗、盤、杯、碟為大宗，而且物美價廉，無疑為輸入國人民，尤其是那些社會經濟發展遲緩的地區，提供了理想的衛生飲食器具。這一點在菲律賓、印尼等東南亞國家表現得尤為明顯。據考證(《“南海一號”始發港在泉州？》，《廈門日報》2007年12月25日)，從泉州港始發，滿載大量泉州德化窯、晉江磁灶窯等窯口貿易瓷的“南海一號”，其目的地很可能就是東南亞。德化蓋德碗坪窯出土的大型大碗公，口徑在25釐米至30釐米之間，大型盤的口徑也在25釐米以上，為國內各窯所罕見，顯然是專為慣用大碗大盤的東南亞各國設計生產的。
瓷器外銷不僅影響到輸入國人民的物質生活，而且對其精神生活也有相當的提升作用。在東亞，唐宋時代傳入日本的飲茶習俗，逐漸演化成獨具特色的日本茶道文化。在日本茶道習俗的形成和發展中，建窯黑釉茶盞和同安窯系青瓷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至今，日本流傳下來的建窯碗盞，多系寺院傳世之寶。其特別優秀者，被視為“名物”或“大名物”。國家徵集或民間收藏的珍品，則列為“國寶”或“重要文化財富”。在東南亞，宋代德化窯、磁灶窯系等生產的各色軍持是伊斯蘭教徒必備之物，磁灶窯系生產的龍甕則是菲律賓、印尼群島民眾頂禮膜拜的聖物。在北非和東非，不少國家和地區把中國瓷器當作財富和高雅的象徵置於宮室或寺廟，坦尚尼亞基爾島大清真寺遺址出土的元代德化白瓷蓮瓣碗，就是真實的例證(馬文寬等：《中國古瓷在非洲的發現》，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第27頁)。此外，宋代福建陶工為向移居南洋群島的同胞傳達故國之情，用“出淤泥而不染”的蓮花為題材，在器皿上進行十分傳神的刻劃，表現了閩地初夏山河的風光景致。還有，德化專為海外生產的青白瓷印花盒，有些用於盛裝香料，有些是為了裝置婦女化妝用品，如敷臉用的粉、畫眉用的黛、抹唇用的朱玉等，而在日本則多放置於經塚之中，這些皆有助於提升當地人民的生活品質和精神追求。
在“海上陶瓷之路”的媒介下，宋元福建陶瓷聲名遠播，其先進實用的製造技術也成為海外諸國引進的目標。率先來福建拜師學藝的是日本人。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對我國黑釉瓷極為推崇的日本山城人加藤四郎左衛門氏隨道元禪師同來中國，在福建學習製造黑釉瓷的技術，歷經五年學成，歸國後在日本尾張瀨戶（今名古屋市郊約55裡）設窯仿燒黑釉瓷，獲得成功，由此開創了日本瓷業之先河。瀨戶燒造的瓷器被稱為“瀨戶物”，加藤四郎也因此被尊為日本“陶瓷之祖”。建盞——這個代表我國南方藝術的瑰寶，曾影響著日本近兩個世紀的陶藝創作。此外，宋代德化窯發明的傘形支燒窯具，也隨中日陶瓷技術交流傳入日本，為日本陶瓷業的興起和發展做出了貢獻。
附：“向海而生”的貿易利得
海外貿易是“向海而生”精神的重要體現，其貿易利得反哺又是宋元福建海洋精神建設的一大重要特徵。
關於海外貿易利得的計算，元代旅居中國的義大利遊歷家馬可·波羅給了我們一個粗略的核算方法。他說：“大汗徵收稅課為額甚巨，凡商貨皆值百抽十（即稅率為10％）。顧商人細貨須付船舶運費值貨價百分之三十，胡椒百分之四十四，沉香檀香同其他香料或商品百分之四十，則商人所繳副王之稅課，連同運費，合計值抵港貨物之半價，然其餘半價尚可獲大利，致使商人仍欲載新貨而重來。”沙海昂注，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第二卷第一五六章刺桐城。此外，朱彧《萍洲可談》也談到北宋末期廣州市舶司的“抽解”情況：“以十分為率，真珠龍腦凡細色抽一分，玳瑁蘇木凡粗色抽三分，抽外官市各有差，然後商人得為己物。”〔宋〕朱彧撰，李偉國點校：《萍洲可談》卷二，廣州市舶司泊貨抽解官市法。元依宋法管理市舶司，因此結合上述史料，大體可依稅值的五倍估算宋元福建海外貿易利得及其變動情況。
一般而言，宋元泉州港海外貿易利得呈現前低後高、倍數跳躍的態勢，這一點從以下幾組資料中可見一斑。據《文獻通考》記載，北宋崇寧年間（1102—1106年），市舶收入“九年內收至一千萬”〔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十，市糴一，互市舶法。，則每年收入在100萬緡以上，其中泉州市舶司所收不應超過三分之一，市場利得不超過150萬緡。不過，到了建炎四年（1130），泉州市舶司“抽買乳香一十三等，八萬六千七百八十斤有奇”〔元〕脫脫等：《宋史》卷一百八十五，食貨志下七，香。，如果按南宋初“乳香九萬一千五百斤，直可百二十餘緡”〔元〕脫脫等：《宋史》卷四百零四，張運傳。計算，泉州市舶司這一年僅乳香抽買價值就達100萬緡以上，海外貿易利得應不少於500萬緡，是北宋末期的三倍以上。紹興末年（1162），泉州和廣州“兩舶司抽分及和買，歲得息錢二百萬緡”〔宋〕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五，市舶司本息。，約占當時南宋王朝年度財政總收入的三十分之一。考慮到泉州港海外貿易已由北宋落後于廣州港達到此時的持平，泉州大約可占一半，每年有100萬緡的收入，即整個南宋時期福建官民大體保持在每年500萬緡的海外貿易利得。值得注意的是，紹興六年（1136）“大食（今伊朗）蕃國蒲囉辛，造船一隻，搬載乳香投泉州市舶，計抽解價錢三十萬貫”〔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蕃夷四之九四，大食。。此外，從建炎元年至紹興四年間（1127—1134年），泉州市舶司僅從番舶綱首蔡景芳一人身上，就獲得“淨利錢”98萬餘貫〔清〕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一九，市舶司。，每年12萬緡以上，可見我們對宋代泉州海外貿易利得的估計還是比較保守的。南宋泉州太守真德秀曾感慨道，“惟泉為州，所持以足公私之用者，番舶也”〔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五十。，地方文獻亦稱“南渡後舶司歲入充盈”〔清〕黃任等：《乾隆泉州府志（一）》卷二十一，田賦，歷朝雜課，市舶稅課。。隨著泉州港海外貿易的持續發展，元王朝“徵收稅課為額甚巨”，同時福建地區貿易利得也更為可觀，這一點連遍歷世界的馬可·波羅也歎為觀止！
當然，封建社會權貴官僚巧取豪奪現象的普遍存在，加上海上貿易的高風險，福建官民不可能獲得如此大的貿易利得。但不可忽視的是，正是海外貿易的豐厚利潤，為宋元福建精神文明建設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資源，從而加深了海洋精神的底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