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台北，吳石將軍犧牲後，＂共諜家屬＂四個字成了烙在王碧奎和孩子們身上的印記，比鐐銬更沉重。鄰居們匆匆掩上木窗，友人燒毀信箋，在那個風聲鶴唳的年代，與＂叛逆＂二字沾邊的人與事，都成了會灼傷手的炭火。
就是在這人情涼薄的時刻，陳誠的副官卻出現在拘押所門前。王碧奎恍惚間聽見那句低語：＂夫人，陳長官讓我來接您。＂這話輕得像片羽毛，落在死水理卻激起驚雷。
更讓人瞠目的是，不過旬日之間，吳石的兩個孩子竟以＂陳明德＂之名走進課堂，陳誠只淡淡一句：＂我陳修和的子侄，有何不可？＂修和是陳誠的表字，此刻卻成了護佑孤雛的羽翼。滿城竊語中，無人理解這位權傾一時的將軍，為何偏要伸手接住這捧會燒手的炭火。
只有陳誠自己記得，保定軍校那個炮火連天的秋日，他的小腿被彈片劃開深可見骨的口子，是吳石撕碎自己的襯衣為他包扎，在敵軍追擊的槍聲中，背著他穿越三里荊棘叢生的山路。兩人就著山澗的水，輪流啃同一塊硬如石頭的饃。吳石當時笑言：“將來你若飛黃騰達，可別忘了共過生死的兄弟。”這話說得輕松，卻在陳誠心里扎了根。
二十年后，當所有人都勸他明哲保身時，陳誠在書房裡摩挲著當年的軍校合影，秘書最后一次提醒此舉可能帶來的政治風險，他沉默良久，最終揮揮手：＂總不能讓故人血冷。＂
這份情誼不止于牢獄之災的解救。王碧奎出獄后病倒，陳誠讓夫人親自送去藥材；孩子們在學校被孤立，他派車接回自家；每逢年節，陳公館總會多備三副碗筷。這些細致入微的照顧，不像權傾一方者的施舍，倒像遠房親戚的本分。有次他望著院中嬉戲的孩童，輕聲對幕僚說：“吳石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這話后來傳到王碧奎耳中，她在廚房切著青菜，眼淚卻止不住地落進洗菜盆里。
歷史總是充滿悖論。在大多數人選擇背過身去的年代，偏偏是最該“劃清界限”的人，守住了情義的最后底線。陳誠不是不知風險，恰恰是因為太知道其中利害，他的選擇才更顯可貴。當趨利避害成為生存本能，他卻執意點亮一盞孤燈，不是為了照亮什麼偉大的道路，只是不愿讓故人在九泉之下心寒。
很多年后，當九旬高齡的王碧奎在回憶錄里寫下＂陳公恩義，沒齒難忘＂時，台北的梧桐葉正黃了又青。即便在最凜冽的寒冬，也總有人愿意用胸膛去暖一捧雪水。而這捧雪水化作的涓滴，終究會匯入歷史的長河，映照出人性永不湮滅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