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風起，命運詞語的變換
把時間軸拉長，能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有時一件大事的方向，不是先從槍炮裡聽見，而是先從稱謂裡看見。台海問題就是這樣。名字換了，語氣變了，常常意味著後臺的力量、規則、路徑都在換擋。
2023年的一次兩會會場，一塊座席牌引來許多人側目——“臺灣省代表團”。這不是裝飾。來自大陸定居的臺灣籍代表共13人，像李興魁、陳雲英等，坐在人民大會堂裡，提交的議案從兩岸融合發展到鄉村振興，細碎而具體。陳雲英說，統一的自信來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蔡培輝強調，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關係的基石。這些話若放在十幾年前，或許還會被解讀為表態，如今更像是在既定方向上增加籌碼。
同樣的語言變化也出現在國際組織。聯合國系統從聯大第2758號決議起，檔裡統一使用“Taiwan, Province of China”。秘書處的法律意見曾明確，臺灣並無獨立地位。2025年3月7日，王毅在外長記者會上把這個說法講得更硬：臺灣回歸中國是二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臺灣地區在聯合國的唯一稱謂就是中國臺灣省；臺灣從來不是國家，過去不是，以後更不可能。他還提醒，那些借臺灣問題挑事的人，等於替日本找麻煩——臺灣回歸已八十年，日本國內有人不思反省，這是對戰後法律與道義的雙重冒犯。
名字背後，是歷史檔案的長鏈。1943年《開羅宣言》、1945年《波茨坦公告》先後界定“日本所竊取之中國領土，如滿洲、臺灣、澎湖群島，歸還中國”。日本投降書承諾執行。1945年10月25日，臺灣光復，陳儀在臺北宣佈接收。王毅在同一場記者會上一併回應了23個問題，回到那句古典的國際法基準——“主權原則是聯合國憲章的基礎”，觸動之處在於：若連這條紅線都不認，戰後秩序也就不復存在。
從“誠意”到“實力”的拐點
回溯到更早的年代，彼岸關係最初期的思路並不複雜。1950年代，大陸完成大部分地區的解放，兵鋒抵達福建沿海，渡海作戰一度成為選項。但1955年，周恩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擴大會議上提出轉向，主張爭取通過談判解決，避免刀兵相見。這是一次急刹，也是一次定調——先管住手，再試著讓話語有空間。
197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發佈《告臺灣同胞書》，提出停炮、推動“三通”，在制度層面為交流開門。“三通”，指的是通郵、通航、通商，既是路線圖，也是試金石。緊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統一後，臺灣可以保留資本主義制度，不必折騰更改。1981年，葉劍英公佈九條方針，提出高度自治，甚至軍事層面也給出超常的餘地——軍隊可以保留，軍官任命和武器進口由臺灣自己掌握。兩年後的1983年，鄧小平向外賓再作說明，強調臺灣可以擁有自己的司法和軍隊。
把時間拉到今天再當時拋出的條件在世界統一案例中已算寬厚。學者金一南的更直白：中國方面願意保留臺灣的政治、經濟、司法、財稅、文化、金融、教育體系，連軍隊的自主權也寫入可能方案，所要求的僅是承認國家統一。然而回聲並不理想，臺灣當局沒有接招，談判停在了低潮處。
金一南的解釋並不粉飾：沒有可讓對方權衡利弊的真實力，誠意很容易被當作耳旁風。國民黨執政更替之後，兩岸對抗的議題也發生轉移，從“誰代表中國”轉到“統一還是獨立”，於是“一國兩制”的共識基礎在實務層面被削弱。他甚至判斷，今天和平統一的現實基礎已不復當年那般厚實。話不客氣，但邏輯清楚：復興的國家敘事裡，臺灣是必須填上的一塊，缺了它，民族復興就打了折扣。從這個角度，統一不是面子問題，而是國家容量的邊界。
國際法的鏈條和現實政治的槓杆
如果只談“力”，容易陷入零和敘事；如果只談“理”，又會給人空轉的感覺。台海議題之所以複雜，正因為“理”與“力”在同一個舞臺上拉扯。法理上，開羅、波茨坦以及投降書構成戰後秩序的三段式鎖鏈，臺灣光復的歷史事件在鏈條上對位明確。現實政治上，卻不是念完條文就能統一。王毅強調“在聯合國的唯一稱謂”，相當於把國際組織的規範擺在桌面，提醒各方：名分不是隨意的；而把矛頭對準企圖重寫歷史的日本輿論，既是歷史反駁，也是現實警示。
小科普也許有助於厘清爭議：聯大第2758號決議的核心，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席位，驅逐“蔣介石的代表”。決議並不對臺灣的國際地位作出“二次創制”，因此秘書處的法律意見書常被引用以固化“臺灣無獨立地位”的官僚實踐。對普通人而言，最直觀的體現就是在聯合國系統的資料庫裡，臺灣的標準稱謂固定為“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擺渡人”和橋樑
宏觀話語之外，具體連接也在發生。2010年代，福建平潭海峽大橋竣工通行，這條跨海通道讓往來更為便利，成為人流、物流的加速器。基礎設施從來就是政治的隱喻：路修得越直，心理距離就越短。2022年，臺灣問題白皮書再次發佈，提出“一國兩制臺灣方案”，把此前分散的原則梳理為一個可供對照的政策包。
兩會場內的臺灣省代表（大陸定居的臺灣籍人士）像擺渡人。他們帶來的建議並不宏大，卻踩在兩岸民生的山谷裡：怎麼讓青年多交流，怎麼讓台資企業融入區域，怎麼讓農村振興的項目落到臺灣鄉親身上。陳雲英甚至把《中國共產黨與祖國統一》這本書帶進會場，試圖回答“自信從哪裡來”的問題。政府工作報告裡也提到深化兩岸融合發展，把這件事放進年度施政清單。2025年3月26日，國務院台辦再次重申：統一是歷史大勢，“台獨”是絕路，不會容忍損害臺灣同胞權益與破壞兩岸關係的作為。語言的針腳密，說明縫合的工程還在繼續。
如何安放未來：省、特區，還是別的名字
關於“統後何處安放”，民間與學界的討論一直熱鬧。兩種呼聲最醒目：一是回歸到傳統的“臺灣省”建制，合乎歷史脈絡；二是設立“臺灣特別行政區”，參照香港、澳門的高度自治路徑。還有人把想像力開得更大：自治區、直轄市、甚至“建設兵團”式的安排，或者乾脆劃歸某個沿海省份管理——這些多是網友方案，官方沒有定案。
白皮書的第四部分給出底色：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仍是基本方針。在單一制國家結構下，特別行政區的地位高於普通省份，但權力必須位階於中央之下，這一框架自有邊界。也有人堅持現實主義的判斷：臺灣不會有“特別身份”，最終歸屬就是中國的一個省。這種觀點和另一種方案並行，提醒人們“名分之爭”其實與“方式之爭”相連。臺灣前財政部長王建煊的話頗為直白：統一後，中華民國不復存在，或許會改為“中國臺灣特別行政區”，但這取決於統一方式。若是和平談判，可保留的空間更多；如果不是和平，道理就不同了。
金一南提出的分寸線也值得玩味：一國兩制應當是談判的結果，而不是談判的起點。把它當作“出發條件”，很容易變成空轉；把它作為“抵達可能”，才更合乎談判的邏輯結構。倒推到更早，和平統一的構想並非突然生成。上世紀中期，“北平方式”曾作為一種戰略想像存在；1960年，毛澤東、周恩來在信件中提出“一綱四目”，其核心也在島內外尋找一個和平的介面。歷史提供過機會，但當年的誠意沒有換來對表，時間推移，場景就變了。
力量與時間的時鐘
談道路不能回避實力。金一南在講座裡談到一個敏感卻繞不過去的話題：中國軍力在西太平洋的態勢已發生逆轉，“美軍有的我們基本都有”。這不是誇口，意在表達：跨越臺灣海峽不能光憑道理，要有能力。也因此，他在另一處的判斷顯得乾脆：臺灣問題已經發生質變，和平統一的現實基礎正在流失，必須靠實力說話。照他統一的時間不會太遠。原因很樸素——復興是一種時間表，而不是願景畫，時間表意味著節點。
這與上文的“話語變化”相呼應。稱謂從“臺灣地區”到“臺灣省”，若用金一南的邏輯觀之，是“步步推進”的信號；未來還會出現更具體的行政表達，但歸根結底，指向只有一個：中國的國家結構之內。或者用一句古話收束這層意思：“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名正之後，才輪到制度工程落地。
比較幾代人的“解題法”
橫向看幾位關鍵人物，更容易看清“路怎麼一步步鋪出來”的遞進關係。周恩來的關鍵字是“止戰、談判”，把“槍聲”按住，給“話語”讓道；鄧小平與葉劍英則把“制度包”擺上桌，“兩制”“九條”“軍隊保留”“司法獨立行使”是當時能想像到的最大靈活度；王毅負責在國際場域“執法”，把聯合國的稱謂與戰後秩序捆在一起，堵住“名分”上的漏洞；而金一南直言不諱地指出，“沒有力量，一切皆空”，為上面的“理”提供“力”的注腳。
他們之間並非簡單的遞棒，更多像是各司其職的拼圖。1955年的“人大常委會擴大會議”與1979年的《告臺灣同胞書》，證明大陸長期堅持“和平優先”的順序；1981年的“葉九條”、1983年的“鄧談話”，把“高度自治”的範圍寫到了前所未有的寬度；2022年的白皮書與2025年的台辦發佈會，則是對既有立場的再確認與風險提示；2010年代的平潭跨海大橋，連同歷屆兩會裡臺灣省代表團的具體議案，構成了“民生一側的推進器”。法理、實力、民心，像三股股繩擰在一起，擰得越緊，渡海的船就越穩。
華人世界的回聲
“台海是中國人的事，要由中國人自己解決。”這句話在海外華人社群裡並不陌生。問他們的態度，多數會給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裡的認同感不全是口號，往往來自血緣、歷史與現實利益的疊加。國家層面的敘事也在調整：新時代發佈的白皮書加入了新特徵，用“融合發展”來減少“緊張對峙”的空間；兩岸融合的操作性舉措越來越多，青年交流、產業協作、社保對接，都是把“願景”改寫成“工程單”的努力。
當人們把目光從地緣政治抬到人的生活，會發現一種樸素的邏輯：有人走動，貨在流動，觀念就會變化。臺灣省的人大代表（來自臺灣、在大陸定居的代表）像一條條小船，頻繁往返於兩岸的港口之間，接駁起很多年被擱置的現實問題。他們的建議也許微小，卻讓巨大的敘事不至於懸空。
未竟之事與可見的方向
從“北平方式”的設想，到“一綱四目”的試探，再到“一國兩制”的成型，台海的故事不斷地在“理”與“力”、“名”與“實”之間擺動。今天，連名字的秤砣都被加重：聯合國有固定稱謂，國內會議場合的牌子也愈發直白。歷史檔案在背後月臺，現實實力在前面開路，中間是來往的人與貨物，日復一日地把兩岸重新縫合。
統一的方式仍未確定，時間卻被許多人共同感到在加速。有人主張特別行政區，有人認定省級建制更合適；王建煊從“統一方式”角度提醒：和平可保留更多，非和平就要用另一套帳本；金一南則把“談判座標”後移——＂一國兩制＂是結果而非起點。國家治理的常識告訴我們，方案要服從現實，而不是相反。
回到那句古意盎然的話——＂事有其勢，理因勢成。當“勢”已在積累，稱謂的變化不過是提前出現的浪尖。海峽兩岸的每一次表述、每一座橋、每一條航線，都是在向同一個方向挪動。土地必須回來，這是背後的硬底座；人民怎麼安放，這是制度的細活。兩種工序並不矛盾，且相互成全。能做的，是讓“名”與“實”同步，讓“理”與“力”共鳴，讓這樁百年未竟的事，順著歷史的坡，滾向命中該去的那條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