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話古今~南宋《三山志》的幾處失誤

  南宋淳熙《三山志》是福州乃至福建現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郡(州)志,又是全國負有盛名的地方誌之一。《三山志》成書於南宋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五月,因福州別稱三山,故名。福州,晉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始置晉安郡,唐開元十三年(公元725年)開始定名為福州,一直沿用至今。何時福州雅稱“三山”?至少,宋太祖建隆初已開始流行。當年,我們福州歐氏遷到浙江寧波象山的開基祖“歐大都 字德建 號三山”。宋大觀元年(公元1107年),福州升為帥府,轄十二縣:閩縣、候官、懷安、長樂、福清、永福、閩清、古田、長溪、寧德、羅源、連江。《三山志》記載的內容,包括以上州縣的自然、社會、人文等各方面情況。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六十八載朱彝尊《曝書亭集》評價《三山志》:“議其附'山川'於'寺觀',未免失倫;今觀其'人物',惟收科第;'土俗',時出謠讖;亦皆於義未安。”但他認為:“視後來何喬遠《閩書》之類,門目猥雜,徒溷耳目者,其相去遠矣。 ”
  光緒丙戌,七十二叟候官郭柏蒼點評《三山志》:“王(審知)氏父子,前後僅四十七年,計本州共增僧寺、尼庵一百零八所。”
  《三山志》系狀元梁克家主修,“時永嘉陳傅良君舉通判州事,大略皆出其手。”可見,《三山志》是官修。梁克家是泉州人,陳傅良是浙江永嘉人,對於福州歷史和風俗民情不甚了解,也不懂福州方言。梁克家主政福州兩年多,《三山志》出書那年已調杭州任右丞相。陳傅良舉通判州事,公務繁忙,《三山志》出現失誤在所難免。
  近年在考古和文史研究工作中,經常查閱《三山志》,發現有幾處明顯的失誤,對福州乃至福建地方史研究影響頗大。

五歲郭璞定晉安郡署

  《三山志》地理類四子城記載:“晉太康三年,即詔置郡,招撫昔民子孫。高顧視險隘,不足以聚眾,將移(長樂)白田渡,嫌非南向,乃圖以資郭璞。璞指其小山阜,曰:'是宜城,後五百年大盛。'於是遷焉。”朱維幹《福建史稿》指出:“晉安郡立於晉太康三年(282年),而郭璞生於咸寧二年(276年),由此看來,當嚴高立城時,郭璞才五歲。嚴高怎麼會把這麼一件大事,向一個五歲小孩領教?” 《三山志》這個明顯的失誤廣被史家詬病。如此嚴肅的地方志書,稍微查對一下,便可避免失誤。還有,黃啟權、黃榮春先生早就指出《三山志》把唐乾寧三年狀元寫成閩縣人沈崧,事實上當年狀元是河北清河縣人崔諤,沈崧只是十二名進士之一。把狀元都搞錯,實在是《三山志》又一處硬傷。

閩越國“都東冶”

  閩越國冶都,《史記》曰:“都東冶”。《漢書》曰:“都冶”。一字之差,反映了不同的歷史事實:漢初閩越王無諸在今福州新店古城建都曰“東冶”。漢武帝元封元年“滅國遷眾”,東冶遂廢。東漢以後“避居山林者”聚居冶縣(即候官),中心移到今福州金山一帶。西晉太康三年,太守嚴高《遷城記》記載,把中心遷移到今屏山一帶。因此,班固《漢書》應該在《史記》“都東冶”下注(今冶縣),而不應該寫成“都冶”。
  同樣是《三山志》地理類四子城第一句寫著:“閩越王故城,今府治北二百五步。”對戰國晚至漢初無諸修築的閩越王故城,毫無註釋,毫無根據,卻精確到“二百五步”。此後,省市縣志書乃至私家著作均以此為據。如林楓《榕城考古略》引用了《三山志》上述記載後說:“以勢考之,當在今城隍廟迤北,至諸古嶺等地也。”有的志書說在冶山和屏山錢塘巷一帶。現代考古證實,屏山一帶是漢武帝滅閩越遺留的東越王余善僭越稱帝,修建的宮殿和水軍基地廢墟。福州屏山最早的考古發掘是筆者1992年發表在《中國考古學年鑑》上的《福州冶山漢初宮殿遺址》。文中記載:“福州冶山漢初宮殿遺址位於冶山西北麓錢塘巷北省建行營業大樓工地。在第一探方距地表約3米處,發現漢初宮殿遺址。紅黃色宮殿夯土基地厚90厘米,大型護坡牆磚長44.7、寬33.4、厚3.7厘米,還出土了大口徑排水陶管道、大塊板瓦、筒瓦、瓦當等。15塊板瓦戳印有'閩'字族徽。”然後,在財政廳考古工地發現餘善的水軍基地。

●原省財政廳考古工地出土的餘善水軍基地遺址

  屏山菜市場建築工地把廢渣土傾倒在福州新店古城公路邊,被省考古隊陳子文等普查撿到“龍鳳呈祥”、“萬歲未央”漢代瓦當,並由黃榮春、方彥群、范雪春追踪到屏山菜市場建築工地。

●龍鳳呈祥萬歲瓦當 萬歲未央瓦當
●福州屏山菜市場出土餘善時期瓦當   

  這種萬歲瓦當連長安城都很少見,說明閩越國後期餘善自稱“東越武帝”,狂妄之極!漢武帝大怒,派四路大軍剿滅東越(閩越),“盡徙其民於江淮間”。使得福建歷史空白了四百多年。

●屏山地鐵考古工地出土的漢代大鐵錨

  這是筆者去年帶研究生參觀福州市博物館《九省市海上絲綢之路文物展》中拍攝到的。展覽文字說明寫的是屏山地鐵考古工地出土的“漢代大鐵器”,重約96斤。筆者認為,這就是漢代大鐵錨,是福州海外交通的重要文物證據。據福州市考古隊張勇領隊介紹,在屏山地鐵考古工地的漢初文化層,即錢塘巷與鼓屏路交叉口北側,發現了一條漢初大水溝。鐵錨就是從大水溝淤泥內出土。張勇判斷:漢初屏山與冶山下是天然港灣,可以停靠大型船隻,大水溝直通山下的海港。這項最新考古發現,證實了筆者20多年前的判斷,屏山一帶是東越王余善的水軍基地和宮殿區。漢初的屏山是個半島,閩越王無諸不可能在此修建冶城。近三十年來,福州屏山一帶系列考古,也未發現戰國晚至漢初無諸修築的冶城城牆遺跡,發現的最早城牆遺跡是唐五代王審知時期。
1996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筆者作為福州新店古城考古隊領隊,在新店古城先後進行了三個年頭的考古發掘(發掘簡報全文發表在《考古》2001年3期)。
●福州新店古城航拍圖(上為八一水庫,桔黃線為內城,黃線為外城)

  新店古城城牆分三期:第一期始建於戰國晚期。第二期城牆補築與西漢初年,即《史記》記載的漢高祖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晚期。第三期城牆是唐五代王審知治閩時補築,即《十國春秋》記載“南唐師敗,李仁達於古城亂兵發諸陵”的古城。
●作者帶領師大研究生參觀福州新店古城戰國城牆

  至今,在新店古城還可以看到1米多高的唐五代城牆遺址和8.8米寬的護城河。南唐時代福州新店古城還存在,就在蓮華山下。成書於南宋的《三山志》只有討論“泉山”時,模棱兩可地記載:“有以泉山為說,在蓮華山下;有指鼓山為說,皆失之”。
2002年在新店古城西南三山陵園對面的益鳳山上還發現一座甲字型漢初大墓,為無諸冶城在新店古城又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考古實證。
●福州益鳳山漢初大墓(漢武帝派兵挖空的閩越王墓)

  著名秦漢考古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黃展岳研究員(曾任《考古學報》主編、福建晉江人),多次來福州新店古城和武夷山漢城考察,經過多年反复論證,2002年對閩越國“冶城之爭”作了權威性總結:
“閩越國的冶都(東冶)在今福州北郊新店鎮古城村,戰國末閩越王無諸創建。漢初復立時亦在此地。崇安(武夷山)城村漢城營建於餘善為王之後,毀於元封元年,存世二十五年”。

候官誤為侯官

  上世紀三十年代,勞幹先生曾著文斷言:“西漢之冶,東漢之候官除今福州市附近以外,更無適宜之地矣!”王國維《後漢會稽郡東部侯官考》明確指出漢初閩越國冶城或稱東冶“後漢時謂之東部候官,或但謂之候官,因以為縣名,而東冶之名轉廢。”候官是什麼官職?古文堠(hòu),是瞭望敵情的土堡。生僻字已不用,但候官的候是指瞭望敵情的土堡。因此,縣名“候官”是對的;寫成“侯官”是錯的。此錯從《三山志》開始,把“候官”錯寫成“侯官”貽誤千年(有人說《三山志》老版本是“候”,清代以後誤成“侯”),以至於清代和近現代名人都把自己的籍貫“候官”,寫成“侯官”。其實,福州方言始終讀候(hòu)不讀侯(hóu)。福州人提起“閩候縣”,都叫“閩後”(福州話);把“候官”都叫“後官”(福州話)。雖然《新華字典》專門指出地名“閩侯”的侯讀侯(hòu),但是,錯讀成閩侯(hóu)的大有人在。只有福州電視台天氣預報員讀成閩候(hòu)。由於今閩候縣大部分地方屬原候官縣,因此,建議今後縣改區時,一定要改成讀寫都是候(hòu)官區。只有這樣才符合東漢時設東部候官的歷史以及福州方言的傳統讀法。

甘棠港誤注到福安

  一千多年前閩王王審知開闢的甘棠港在哪裡?南宋《三山志》把甘棠港誤定為福安。受其影響,歷代誌書和文史學者大都認為甘棠港在離省會福州300多里的閩東福安。

  細讀《三山志•海道》描述官井洋港:“……一出政和縣界……三十里至廉村,會龍泉溪,南流為江,過甘棠港、黃崎嶺(潮東至白沙,西至廉首,各距四十里,舟行一潮至。)”翻看福安地形圖,這裡所說的“甘棠港”、“黃崎嶺”、“白沙”、“廉村”、“廉首”均在賽岐鎮北山溝溝裡,怎麼可能是王審知開闢的甘棠港?為了自圓其說,王鐵藩等把《三山志》誤注的“甘棠港、黃崎嶺”變成“黃崎鎮”並下移到今天的下白石鎮。其實,“黃崎鎮”原來只是稅課場,《讀史方輿紀要》載:“黃崎鎮,唐咸通中置,後廢。宋熙寧五年復置”。可見王審知時沒有黃崎鎮,宋熙寧五年後復置。白馬港、白馬河、白馬門也是宋代以後才興盛起來。因此,《三山志》誤注的“甘棠港、黃崎嶺”只是賽岐鎮北山溝裡的小河港、小山嶺(南宋時慕甘棠港之名而起的小地名)。王鐵藩等學者毫無根據地把上述《三山志》誤注在小山溝裡的“甘棠港”移到今下白石鎮,更不可信。

  那麼王審知修建的唐甘棠港究竟在哪裡?唐天祐三年(公元906年)《恩賜瑯琊郡王德政碑》是王審知在位時記錄甘棠港的文字,最貼近歷史真實。
  王審知德政碑銘并序第八段,詳細描寫了王審知開闢的唐甘棠港經過:“閩越之境,江海通津。帆檣蕩漾以隨波,篙楫崩騰而激水。途經巨浸,山號黃崎。
  碑文明確指出“閩越之境”甘棠港位於“江海通津”,即閩江與大海的交通要道(即主航道)。“途經巨浸,山號黃崎”。浸(動詞名詞化),大水、沼澤、淺灘。《周禮•夏官•職方氏》載;“揚州其浸五湖。”《莊子•逍遙遊》“大浸稽天”。巨浸就是巨大的沼澤淺灘,聯繫到下一句“山號黃崎”,就是淺灘上有座黃崎山。因此“途經巨浸”就是“途經巨島”。大家知道,閩江口最大的島嶼就是琅岐島(清代《閩縣鄉土志》稱琅岐是閩江入海口“巨島”)。而《三山志》和“福安說”研究對像是黃岐江、黃岐嶺、黃崎鎮,而不是碑文所說的唐五代“山號黃崎”,更不是“江海通津”,也沒有“途經巨浸(島)”。《唐故威武軍節度使守中書令閩王墓誌》稱王審知開闢甘棠港的地方是“古有島外岩崖,蹴成驚浪,往來舟楫,動致敗亡”,更加證實王審知致祭炸石地方在閩江口琅岐島(古稱黃崎、劉崎),“碎巨石於洪波,化安流於碧海。”(王審知墓誌出土於1981年,在此之前文史諸家,看不到這塊墓誌。)
被高溫灼燒的紅褐色金牌門岩壁(高約10米)

  琅岐島金牌門及其周邊一大片被高溫灼燒的紅褐色遺跡十分醒目,與相鄰的灰色天然岩石截然不同。王審知為了疏通琅岐門的航道,派劉山甫在金牌門礁石上堆放樹木長時間燃燒,形成高溫,在一個雷雨交加的時刻,傾盆大雨澆灌在滾燙的礁石上,山崩地裂,才形成了今天這種大面積的紅褐色灼燒痕跡,至今保存完好。這裡明顯是一千多年前王審知致祭連江琅岐港為甘棠港的碎石處。
  琅岐甘棠港碎石處兩件岩粉標本經中科院福州物構所檢測,岩性和化學成分無區別,正常的灰色岩粉加高溫後變成褐紅色,證實褐紅色岩粉曾經高溫加熱。
●物相鑑定(XRD分析)
●元素定性分析(EDS分析)
●500℃高溫加熱後對比(左為正常灰岩標本高溫加熱後呈褐紅色)

  因此,自然科學手段驗證了考古專家的判斷:琅岐“金牌門”系王審知開闢甘棠港時在礁石上用樹木燃燒形成高溫,在人工澆水或雷雨的作用下崩裂後留下的歷史遺跡。戰國時期,李冰修都江堰,就是用這種辦法炸開寶瓶口。唐甘棠港炸石處——福州琅岐金牌門是海上絲綢之路起點的歷史見證和重要文化遺跡,應予以宣傳保護,並修建棧道供廣大群眾參觀。
  宋《三山志》還說,福州城壕:“折而東,經金墉橋,與甘棠閘潮相遇。......其北又分為二:一自去思橋北,西入甘棠閘。(《舊記》:晉嚴高築城日,從今迎仙館前開水口,通澳橋浦。觀《治平圖》,館在甘棠閘側,今轉運東行衙是也。.. ....紹興二年夏旱,程邁命知閩縣王陔重修......甘棠八月十三日興,十日成。令法海、慶城二寺管之,以潮大為啟閉之節。淳熙元年,史丞相浩復修。)”這段重要文字,說明“東方巨港”甘棠港的閘門設在福州城下,萬國商船隨著海潮可直接來到鼓樓前。甘棠閘的具體位置就在鼓樓區慶城寺與法海寺之間,由二寺和尚管理“以潮大為啟閉之節”。據說當年閩地能製造長二十丈、載數百人的航海大船(福船),數量有成千上萬艘。所以,《恩賜瑯琊郡王德政碑》載:“黃崎之勞,神改驚濤。役靈祗力,保千萬艘。”再現了“東方巨港”福州甘棠港的繁榮景象!
  《三山志》把“甘棠閘”明白無誤地註在城內(今省政協大門前瓊東閘),卻把“甘棠港”誤注到閩東福安山溝溝裡,真讓人不可思議!

甘液坊被後人考證為泔液境

  新開闢的三坊七巷南後街景區,有一塊非常顯眼的“泔液境”舊石碑。原來說明牌把“泔”與“甘”等同起來,解釋為蘇公井“甘甜的井水”。三坊七巷都是文人聚居的地方,如此醒目的石碑,怎能把“甘甜”的甘隨便加上三點水,變成廚房裡臭烘烘的“泔水”。我們提意見後,現在修改後的說明牌寫道:

  豐井營巷(泔液境舊址)——又稱井巷,東西走向,在文儒坊之南……《三山志》載:“甘液坊(地名坊井,即蘇公井也)。清代時改名豐井營。“方”、“豐”福州話相近,因而轉音。方井是“蘇公十二井”之一,為宋提刑蘇舜元所鑿。”新說明牌引用了《三山志》記載,還是沒有三點水的“甘”。
《康熙字典》:“泔,音甘,米汁也。又,音頷,滿也。楊雄《甘泉賦》:秬鬯泔淡。(注:泔淡,滿也;一曰泔淡水貌,又別做澉)”,秬鬯是古代用於祭祀的香酒,常盛於青銅卣中。因此,泔液是指美酒。林楓《榕城考古略》記載:“蘇公井,宋提刑蘇舜元所鑿,凡十二井,皆在城內,俗稱蘇公井。……在閩縣者四;……在侯官者八;……一在泔液鋪,即今南後街宮巷,俗名豐井營,井在巷口泔液境內。”因此,“泔液境”原是製作和銷售美酒的“泔液鋪”,逐漸發展成“泔液境”。上推《三山志》記載的南宋坊巷,應該是“泔液坊”,而不應該是“甘液坊”。一字之差,顯示出清代林楓等人的考證是正確的,“泔液境”石碑也是對的。

長樂有顯應廟卻漏記顯應宮

  《三山志》卷之九諸縣祠廟記載:“長樂植柱廟,縣南。唐開元中,有神降於察山之陰,乘大木,朔淵流而上。漁者林生負而趨下,還,不旋踵复朔而至,如是者三。心異之,取而置石室下,遠近望之,若植柱,遂以名廟。嘗有洪氏女浣紗其旁,見若銀巵浮水中,褰裳探之,水漸深,為蛟所吞。其家訴於神,不終日,雷雨暴作,刳蛟於水濱,得女屍蛟腹中。洪氏感涕,虛其居,刻所取木為像,塑其女配焉。景祐中,縣尉王侯以禱雨獲應,倡里人更立廟宇。紹興三年,賜額顯應。慶曆中潘奎為記。”

  明弘治《長樂縣志》也記載:“植柱廟在縣治南八都,唐開元中,漁人林生……紹興三年,賜額'顯應廟'”。同樣《長樂縣志》記載:“顯應宮在縣治東北十五都,宋紹興八年,里人林範籌劃,淳熙間曹永福等共舍官田六十餘畝,以資香燈。” 《三山志》對植柱廟記載頗詳——紹興三年賜額“顯應廟”(縣南八都)。五年後的紹興八年創建的“顯應宮”(縣東北十五都)卻隻字不提。若派人下去調查記錄(縣南八都)“紹興三年顯應廟”和(縣東北十五都)“紹興八年顯應宮”,一廟一宮以示區別,可供後世考辨。據筆者最近考證,紹興八年創建的長樂顯應宮主祀“開漳聖王”群像。

●地宮後殿正中主祀陳政夫婦和陳元光夫婦

●地宮後殿右側陳元光祖母魏媽行軍途中群塑
●陳元光之子陳珦(第二任漳州刺史)和馬仁將軍神像

  這三組神像並列於主殿,應該是歷代傳承下來的主祀神。據史料記載,陳元光部將李伯瑤三子李萌汝曾經鎮守新寧(今長樂),兼理水務。因此,顯應宮的創建人應該是“開漳聖王”部將的後裔。如果《三山志》有所記載,將對“開漳聖王”對福州地區的影響提供可靠的史料。遺憾的是,顯應廟、顯應宮都在長樂,而且《長樂縣志》都有記載,南宋《三山志》詳記顯應廟,卻漏記很有地方特色的顯應宮。
  有爭議的第二組雕塑《地宮後殿右側陳元光祖母魏媽行軍途中群塑》。過去和現在顯應宮信眾都認為是福州盛行的臨水夫人崇拜。筆者認為不是臨水夫人崇拜,而是率領陳元光馳援陳政的魏媽(陳元光的祖母)行軍群塑。魏媽兩側是著戎裝的兒媳婦(死於途中的陳敏、陳敷的遺孀),她們身穿戰袍高圓領服裝,不同於陳政陳元光夫人大開襟的鳳帔。魏媽左側的兒媳婦(女將)還頭戴盔,盔帶係於脖間,顯然是一員戰將。這兩尊戰爭氣氛濃厚的泥塑決不可能出現在臨水夫人雕塑中。前排右側是孫媳婦,左側是閩南人信仰的神醫"吳夲救虎"。細看吳夲泥塑,是典型的男道士裝束:頭束道冠,正面束髮隆起,身穿道袍,手托藥缽,坐在被救的溫順的老虎背上。傳說神醫吳夲名聲很大,連老虎口中被銀簪卡住,都找吳夲救治。這就是閩南盛行的保生大帝傳說,與福州臨水夫人信仰中的江婆江夫人完全不同。旁邊兩尊侍女懷抱嬰兒,說明魏媽"攜家帶口"。最前排有騎士、馬夫和魁梧的武將,說明魏媽在行軍途中。

作者簡介

  歐潭生教授(1945——),男,福州人,196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現任福建省文史館文史研究院副院長,曾任福建省曇石山博物館館長、閩江學院考古學教授、福建師大考古與博物館學研究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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